1.猴王源自蒙古族

我家其实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我的祖先随着蒙古骑兵的铁蹄踢踏，从大漠黄沙的塞北，来到了山清水秀的越国江南。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后，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贬为“堕民”，集中居住，不准参加科举，不准进入上流社会，不准与一般平民通婚往来，不得随意迁徙。他们只能做吹拉弹唱的道士、收旧货的小贩、打锡箔的手工艺人……在绍兴，他们只能居住在唐王街、学士街、永福街三条街里。演戏，做供人指戳笑骂的“戏子”，也是这些“堕”入社会底层的“堕民”们谋生的出路之一。在讲究“安土重迁”的旧时代，为了生计不得不游走江湖的人们，不管是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是身无长物的“戏子”，都是被人看不起的。从曾祖父开始，我们家演猴戏便有了些名气，那个时候曾祖父章廷椿还有个“活猴章”的名号，而真正把绍戏发扬光大的则是祖父了。我的祖父名叫章益生，是浙江绍兴上虞道墟镇一个村民，除了在田里辛勤耕耘外，还经营着一家小灯笼铺。但他在农闲、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参与演戏，演得最多的就是猴，以至于到后来他有了“赛活猴”的名号，也算是地方上一个名角了。绍兴每年的社戏祖父都是要参加的。当我追思先辈们湮没在历史风烟中的那些陈年旧事时，我会得意地揣想：现在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先生那篇《社戏》，或许和我祖父的猴戏有些干系呢。鲁迅先生十一二岁的时候，随母亲到外婆家，十分受优待，闹腾着非要看热闹的社戏。几个孩子借了乌篷船一撑，荡向水乡深处，寻找那些响彻在水雾氤氲的夜空中的开场锣鼓。金声玉振，夜色如墨，灯火辉煌，大旗猎猎，身影翻飞，刀枪剑戟，大概这些如水墨画一样淋漓的画面，就是鲁迅先生早年最美妙的记忆吧？多年以后，鲁迅先生在北京看了京剧后写下《社戏》、《二丑艺术》、《无常》等篇章，其中就曾描写了社戏的场景：“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得像一座仙山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我时常会想象，祖父“赛活猴”是如何快活地腾挪在鲁迅心中眼中的神妙仙境里，演绎着他自己的艺术人生。也许就是这种冥冥之中结下的缘分，在我们家和鲁迅先生的后人之间结起了纽带。到现在，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先生是我家的老朋友。有时候，看着他和我父亲坐在一起，说着地道的绍兴土话，两人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却让别人听得一头雾水，我心中就暗笑，说不定在另外一个世界，我祖父和鲁迅先生也在交头接耳呢。在我们这个“猴王世家”形成的过程当中，祖父起着无比关键的作用。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戏曲演员，他还开了一家很大的戏院，带起了一大帮人，也使演戏成了我们家的“职业”。作为一个演员，他从自娱自乐为主的社戏中看到了商机，把大城市的服装、道具等贩到当地小城镇，做起了戏业生意。渐渐的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便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老闸大戏院，并且把所带去的绍戏班社扩展成了同春舞台。同春舞台的名字，现在没人提起了，即便是专门研究戏曲史的人，对这个戏班大概也是闻所未闻。但这件事情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因为自此绍戏便从一个地方民间戏走上全国大舞台——当时的上海滩是远东第一大城市，在这里站住脚成了名，就是在全国都挂上了招牌。后来到了1950年的时候，绍戏才被正式定名为“绍剧”。祖父闯荡上海滩的那时候，是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上海滩名角辈出，可以和北京的大腕叫板儿；而北京的腕儿角儿，也时常来上海这个码头“巡演”。隔几个月不来上海滩，就不知道上海滩一夜之间又搭起了多少个戏台戏院，崛起了多少优伶名角。各种各样的戏台班子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又如风中芦苇一般，一茬一茬倒了下去。有的这次倒了，瞬间又跃了起来，有的则偃旗息鼓，风流云散，不知所踪了。祖父搭起的这个戏班子，也面临着这样多蹇的命运。不过，风中芦苇最让人钦佩的精神，就是它不屈不挠的韧劲：如果它倒下了，再也起不来，那就是它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否则，它一定会再度奋起，招展矗立于风中，临风傲立，摇曳生姿。后来，当我拍摄《西游记》的时候，我脑海中总是不时闪过祖父和父辈们走过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路途漫漫，前路遥遥，要翻过多少座山，要涉过多少条河，才能走到那个完美的终点？对我们这个家族来说，似乎没有终点可以到达。行走，行走，不管是踉跄前行，还是疾风劲走，总是在路途中。安身立命之所，是对自身使命的坚信，对渐行渐远的那些传统的深深眷念。回忆虽然饱浸着些许泛黄的旧渍，但这些旧渍，也许是当年的心血凝成，今天的我们，又怎能淡然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