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练功有如犯法的时代（图）

与谢晋导演在上海，1993年夏天。《大上海屋檐下》是一部史诗般的长剧，谢导投入了不少心血，此片至今无缘和观众相见。(图一)1992年在上海拍摄电视剧《大上海屋檐下》时摄。（图二）

六小龄童：其实我跟扮演猪八戒的演员是很好的朋友。在戏里头我老是欺负猪八戒，但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互相照顾。我受伤了，他背我；而他病了，我也会帮他倒痰盂。六龄童：演戏要演好，就得吃苦。做人方面，我要求他们要知道是谁的儿子，不要让人说我没有把他教好。艺术方面，要吃苦，有苦才有甜。我对他们说，虽然我父亲是老板但我还是肯吃苦。我在长沙演戏，38度高温，我打强心针也是要演的。那年6月拍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我要变成老太太，我在强光下坐了一个多小时，一动不能动，后来我晕倒了。那时拍戏，不像现在技术那么好，比如我要飞，就拿个电风扇吹我，让我的衣服不停地抖动，然后拉钢绳。导演说七龄童和六龄童的表演合作天衣无缝。六小龄童：吃苦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从师于薛德春先生时，总是在半夜三更练功，而且多年如一日。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演成美猴王。文革期间，不让我去从事文艺工作，我就偷着练功，练功像犯法一样，你是文艺人物的孩子嘛，不可能光明正大地去练，学校也不知道，后来《西游记》播出后，我的很多小学同学和老师感到很奇怪，这个很文弱的小孩怎么能够演成孙悟空？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来。就是这个感觉，必须是偷偷学艺，不能影响学业，有时候吃不了早饭，有时连一口水都来不及喝就赶紧上学去了，是想当美猴王的信念让我去努力。那时候不止是政治上的压力，还有经济上的困难啊。上学时，6元钱的学费得分三次付，小孩子，心里会难受啊。学费交齐时与没有交齐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在班里分三类家庭，我是属于二类家庭，属于文艺黑线，但我还不是最差，三类家庭是地主富农，开会的时候，连教室都不同。一类家庭在这个教室，二类家庭在那个教室。当时觉得自己的父亲怎么会做文艺黑线的事情？从学费上讲，当时的生活很艰苦，上学很困难。我二姐当时曾经卖血去换钱，她是为了支撑当时的生活才这样的，为我们家做出了牺牲。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所以我有一点不自信，压抑，同学们也会用另外的眼神看我。后来我就去浙江绍剧团自己练功，基本上还处于半公开的状态，我必须赶在他们来之前练完。练完功之后衣服能够绞出汗水来，我母亲每天给我洗这些练功服时，她是一边洗一边掉眼泪，是和着泪水为我洗衣服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要继承父亲的事业和哥哥的遗愿，我是“一根筋”的。因为有这个支撑点，我只想一定要把功练好。尽管前途很渺茫，但我还是在坚持，我就想练功，就想演戏，哪怕演一个龙套都可以，有这个支撑点我就不顾一切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