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雇西蒙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日。1997年11月5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米拉的手机也保存了我们可能需要的每一个电话。

我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将近中午了。现在西蒙肯定知道了。我们正在台上排练,洁芮随意地跳着舞,紧紧地抓着她的毛毡手提包,好像包里装着她世间所有的财产。她就像一个难民。

“洁芮,”一个声音从控制室里通过扩音器传了过来,“排练要认真,你得把那个包放下。”

她没有。

“有人看到我的手机了吗?”卡米拉问道。

那时不像现在手机有不同的铃声,所以,每次卡米拉的手机响的时候,在洁芮设法关掉它之前,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哦,那是我的手机——懒得接了。

尽管紧张得不得了,那情形真的非常非常滑稽。

当我们看到平素镇定自若的两个私人助理都流下了眼泪的时候,我们知道炸弹已经落下来了。她们已经被通知走人。立刻。还有保安。谁需要他们,宝贝儿?

在化妆室,詹妮和凯琳正在纳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把西蒙解雇了,”梅兰妮说,她说话从来不转弯抹角。

她们两个眼睛里都含着泪,拥抱了我们。

“我们太为你们高兴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她们也有那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