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1)

李香玉北京人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秋日午后的紫竹院弥漫着一层薄雾。站在落地窗前，望着一镜湖水，往事涌上心头……从辍学参军，到求学从医，再到转业下海、历练成职业经理人，27年来躁动不安的心，始觉“略感宽慰”。眼前的人济山庄，既是我拼杀的战场，又是我栖息的家园。从一名普通业主到集团销售总监，究竟是什么挽住了我匆匆的脚步？我毕生在追求和寻觅什么？我究竟成功了么？这个下午，沏上一壶清茶，留给自己一片静想的空间……石头的梦想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注定了我不寻常的人生轨迹。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干部家庭，父亲是早年加入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时南下到北京的老干部，从建委的财务处长到北京建工局、旅游局主管财务的副局长，一生就和数字打交道。家中有10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幺，小名“石头”。尽管父亲是高干，全家住在建委大院带花园的房子里，日子却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母亲没念过书，一生的工作就是带大10个孩子。她心灵手巧，在我的印象里从没见母亲闲过，孩子们穿的衣服和鞋全是手工缝制的。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帮她熬糨糊做鞋底，以至于到今天，我对布料还有着特殊的感情，家里的棉织品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母亲心比天高，只是苦于没有文化，一生最大的官儿只做到了居委会主任。童年中最难忘的经历就是捡煤核儿。因为烧蜂窝煤太贵，母亲在花园里搭了一个土灶，烧柴和煤核儿。我刚上学，就被分派了家里最“轻松”的活儿：捡煤核儿。妈妈指着窗户下一只大麻袋说：“你什么时候把它装满了，就可以去玩儿了。”那只麻袋跟我的个头差不多高。每天我一放学就拿上哥哥特意为我用粗铁丝做的小扒篱和筐，和一群差不多年纪的孩子跑到大院的锅炉房门口等着工人倒炉渣。每当炉渣倒出来，大家一拥而上，不顾煤核儿烫手，飞快地往自己的篮子里捡。捡回一筐筐的煤核儿倒进麻袋里，眼瞅着麻袋长高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可第二天再一看，麻袋又矮了一截！任务没完成还不能去玩儿，只好又跑去捡。一年级的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我每天捡呀，捡呀，总想今天多捡点儿，明天就能去玩儿了。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只永远装不满的麻袋，使我从小养成了责任感。直到今天，我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也始终担负着责无旁贷的使命感。这种“舍我其谁”的责任心，驱使着我一生的奋斗和追求。只是不知我这一生的“麻袋”，何时才能装满？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这注定了我不寻常的人生轨迹。爱上芭蕾，便是我叛逆的开始。小时候，常常看到学校宣传队的哥哥、姐姐们在操场上练功，我就从羡慕、天天跑去看，到后来偷偷跟着练。母亲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坚决反对我跳舞，她认为孩子只有好好念书，将来才会有出息。然而我实在太喜欢那轻盈的舞步、优美的旋转了，怎么也无法不爱芭蕾，只好瞒着母亲苦练。脚趾头被芭蕾舞鞋磨破出血，袜子和脚粘在一起脱不下来，我怕被她发现，就干脆穿着袜子睡觉。有天晚上我睡觉时觉得脚疼，醒来时发现母亲正把我的脚浸到热水盆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帮我脱袜子……打这以后，母亲不再阻止我练芭蕾了，还把我的灰色芭蕾舞鞋用小花布包上面儿，好让我在演出《红色娘子军》里连长的舞鞋看上去是新的。直到有一天，母女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它甚至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在我上初一时，北京“五七艺术大学”来学校招生。我的自身条件加上多年的舞蹈训练，很快就被招生的老师选中，到我家去征求意见。我开心极了，但母亲对此却非常生气。等老师一走，她怒气冲冲地把我的舞鞋用刀一劈两半儿扔到了马路上，再也不许我跳舞，更别提去当舞者了。对于人生价值理解的重大分歧，我和母亲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为了反抗母亲的独断专行，逃离家庭的管束，我中学还没念完，就赌气参军去了遥远的云南边陲。那年是1976年，我16岁。从军人到“野模”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一次次地挑战，一次次地如愿以偿，我不停地寻求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我在云南建水县只呆了不到两年。尽管那里四季如春，满山的菠萝和石榴树让人留连；野营拉练、深山采药乐趣无穷；二炮基地司令部门诊所的工作极其轻松，但当1978年父亲代表《**纪念堂》来云南慰问到了建水时，我忽然特别想家。刚好总后到基地招卫生兵，我趁机回到了北京。一年后，我当上了医院的“新长征突击手”、“优秀共青团员”，被保送上了总后军医学校。上学的理想实现后，我就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攻克学习堡垒，短短数月就把成绩从班上的倒数第三名变成了前三名。加上我的性格热情开朗、眼里有活儿，上学不到一年就入了党，还当上了学校里的第一个学生团支书。医校毕业后回到医院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我除了是医院每年的总后护士标兵，还结婚生子，完成了女人生命中一段最重要的里程。然而，医院里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让我越来越感到乏味，从护士到护士长，或者当上护理部主任，或者变成总务护师……这条人生坦途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我的血液中流动的是躁动不安的激情，一想到后半生将要过这种生活，我断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