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对83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月26日，他写信给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月6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1]其心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人那样简单地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月17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2]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周年成立纪念大会，最后83岁的老院士张元济讲：“谓解放军占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3]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铁与火、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世纪末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可以说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上的烟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也，亡也，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年，32岁的张元济曾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张元济绝意仕途，毅然告别了朝廷。自投身商务印书馆以来，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事业（其间1905年官复原职，但仅仅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把商务看成他终生的事业。他是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型人物。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难怪**9月19日约他同游天坛时自然而然就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4]难怪在政协会议期间，《新建设》杂志要不断地采访他，请他口述当时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9月18日，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5]9月23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己所讲不满，“殊觉凌乱”。[6]9月26日，有人送来记录的问答稿，请他审阅。第二天他即将修改稿交还。10月2日，北大三学生继续请他做戊戌政变的讲述记录。10月3日，他给他们写信，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昨天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请他们转达张志让。[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