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1949年的变化是张元济所始料不及的，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兴奋与惶惑，欣喜与隔膜，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了。1913年9月，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了熊希龄出任教育总长的邀请。[8]这次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一、“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二、“**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三、“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五、他儿子所在的单位近来正在“倡议裁汰”，如果要他请假陪同自己北上，“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如果独自北行，“征途旅舍，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因此他“再四踌躇”，只有请陈叔通“善为我辞”。[9]就在写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达了**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10]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8月30日，还在犹豫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重申：“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11]同时他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12]张元济的口气虽有所松动，但还在观望犹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