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命运悄悄袭来

后来（1951年1月16日），胡风在给牛汉的信中说：“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安魂曲》）、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19]但他想不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都遇到了困难。先是12月4日，他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20]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21]15日，他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22]所以，他只能设法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发表《光荣赞》、《英雄谱》（《安魂曲》）等几个乐章。令他意想不到的或许是，他满腔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竟然遭到了一连串的误解、歪曲与批评（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他的诗里有“牢骚”，沙鸥说有“色情”，何其芳甚至批评他将**比作“海”是对**的歪曲，因为毛自比“小学生”。经手发表《欢乐颂》的马凡陀（袁水拍）也反戈一击，批评胡风将**的形象歪曲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云端里的神”，与**“甘当小学生”的思想不同。黄药眠在《大众诗歌》第六期发表长篇大论的《评〈时间开始了〉》，“这更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文化部编审处召开讨论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集体批评《评〈安魂曲〉》。批评火力之猛完全出乎胡风的意料，“而且还故意地拉到政治问题和人事问题上去”。[23]如果说因为《时间开始了》有一处涉及“僵硬的官僚主义”，批评者质问他骂的究竟是谁，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批评者无限上纲、任意罗织罪名的本领也实在太大了。由于这些批评，已印好的诗集新华书店也限制发行，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了。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风难以理解的，他悲剧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拉开帷幕，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就有多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他，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重庆时期的好友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点名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要批判胡风？邵荃麟的这番话已说得明白：“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在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还需要胡风的文艺思想吗？自认为一辈子跟党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风确实太天真了。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们发表批评我的文字之前，同志们没有通知过我。只有一次从接近国民党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听到，说刘伯闵（国民党三陈派文化头领）在同坐汽车的时候告诉他，香港要清算胡风。我当时不大相信，因为这和当时整个局势的斗争要求和气氛是连不起来的。甚至觉得是国民党文化机关玩的小花样：造谣。到香港的同志们把批评我的文章的校样寄来的时候，那刊物也已经出版了。”[24]尽管有这样严厉的“清算”，可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间的批评，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这段洋溢着欢乐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虽然地上盖着雪层，空中吹着寒风，但我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25]到3月22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还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这一年胡风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