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设计中容易发生的错误(2)

措辞困难的程度依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而定。像“信息渠道”之类的词，一般可放心地对一个大学程度的样本使用，但对低于中学教育水平的则不能使用。一般说来，邮寄性问卷的措辞要求比面访性的简单，因为若受访者不懂则无人相助(除非不回答或不正确回答)。甚至在面访研究中，问题也不要超出样本的教育水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许多受访者窘于承认他们不懂得某个词(尤其如果他们想，具有他们教育水平的人理应懂得它)，以致不要求访问员讲清就随便作答。进一步说，由访问员解释问题的做法应予避免，这一做法破坏标准化，因有些受访者要求讲清，而另一些则不由访问员阐明问题，还会使受访者的回答产生偏差。许多研究人员认为，他们应该用受访者的日常俚语表达他们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受访者与研究人员之间的友善关系。这对于不需选答“对”或“错”的问题，有时不失为一种办法。然而，在考虑使用俚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这类词的普及程度。如果问卷只是为了问一个小的子总体，这类词可能是适宜的，但如果该研究要用不同年龄群或不同地理区域的总体复制，则使用这类词可能导致不易理解。其二，正像一般人的共性和个性之间有差异一样，一般人的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也有差异。一个人说话时说“我不想捣鼓这活儿”，写时则写“我不准备做这件事”。这样，如果你邮寄给他一份问卷，其中写有“你眼下想捣鼓这活儿吗”，他会感到用词古怪，从而可能感到不便于回答，即使他在口语中常使用这类词句。调查是一条双行道——研究人员和受访者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许多亚文化群保护他们的隐语，不鼓励外人使用它。事实上，一个词当它在较大的人群中或在外群(outgroup)中获得共识并使用时，它一般就失去了它作为内群(ingroup)团结象征的价值，因而常被内群所抛弃。如果访问员碰巧是这个内群的一名成员，他可被允许使用这些词。但调查研究人员一般代表大学、政府机构或市场研究组织等实体，而不是形形色色的内群。他们试图使用内群隐语的做法，会被受访者认为可笑(正如青少年憎恶成年人试图模仿他们的发型、穿着和讲话一样)。往往，语言和其他亚文化群现象如穿着等，是内群能引为骄傲的仅有的特征，因而他们对其他人之试图“偷”他们的言词感到愤恨。这儿有个相关的问题，即为了取得受访者的合作，研究人员必须使他们确信他是一个合法的研究人员。一般来说，他要强调自己是一个“专家”，通常他有相当的权威机构的支持。规范规定，像专家这样可尊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应说话不讲语法，也不应讲俗话。调查，作为社会互动的一个形式、是一种正式的或次属的关系，它的进行，目的不是为了使访问员和受访者亲近，而仅仅是为了搜集科学信息。假如调查是在同等地位者之间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内群互动，非正式语言是适宜的。但是，如果是专家或政府官员同受访者之间是一种次属关系，而且这种互动是研究人员所倡导的，则宜使用较正式的语言。抽象的与实际的问题只要可能，问题应该提到具体的特定的事物，并得到特定的回答。关于年龄或性别之类的问题是特定的。受访者不仅熟悉这种概念，而且熟悉适当的回答范畴。关于申奥成功之类历史事件的问题也是具体的。对这类问题，尤其是关于很久前发生的事件的问题，所产生的主要困难是由记忆不清造成的。相比较而言，关于幸福、爱情或正义之类抽象概念的问题，要难于回答得多。尽管受访者很可能熟悉幸福的概念，他也可能发现难于回答一个关于其“幸福程度”的问题。像“你如何描述您的幸福状况：非常幸福、一般、不幸福”之类的问题，可信度可能是低的。看法问题是特别困难的问题。受访者往往并无看法，因从未想过那个问题。受访者担心显出愚蠢，因而必须反复向他们保证不存在对或错的回答。一般要求答同意或不同意的这类问题，像答对或错的问题一样，意指只有一或正确的回答。诱导性问题问题应该精心地设计，以便使诱导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由于诱导，使受访者的回答有偏见，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作某一特定回答的机会。问题应该按其最中立的方式来问。例如，可问“你抽烟吗”，而不问“你不抽烟，是吗”。使问题产生偏见的另一可能是引用权威的话，如，“大多数医生认为抽烟是有害的，你同意吗”。敏感性或威胁性问题像性关系之类的敏感性问题，或像自杀之类的禁忌性问题，是易于得到规范性回答的——就是说，这些回答是以规范一以贯之的，即使对特定受访者来说这是些不正确的回答。这被称为社会赞许性偏见。一个规范就是一种关于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陈述。规范可以是允许的，告诉一个人应该做什么如“等绿灯亮时再过马路”，“要尊敬你的长辈”，或者是禁止的，告诉一个人不应该做什么如“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偷窃”、“你不可说谎”。不遵守规范是要受到制裁(惩罚)的，视程度不同，从闲言非议和社会不认可，一直到蹲监狱，甚至走向刑场。社会访问员并无豁免权。如果他们探知某受访者的回答承认犯了罪，他们就必须报告相关部门，否则他们就成为该罪行的同伙。一个受访者通常并不一定担心他的回答会引起法律上的反应，但他必然担心，如果回答有违规范，社会将不予赞许。由于受访者通常从回答问卷中得不到什么好处(除了对研究给予的帮助赞许外)，他常常感到，泄露越出规范的或异常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这样他会感到有巨大压力，从而不承认自己有违禁行为（如找三陪小姐等等），并声称自己做了该做的事(例如，按时缴纳税金等)，而实际上他并未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