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任总统不忘退隐(1)

1789年4月30日，华盛顿在纽约发表了就职演说，他的演说中没有惯用的套话，全是自己的肺腑之言，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当我第一次荣幸地奉召为祖国服务时，正值为祖国的自由而艰苦斗争之际，我用以思考我的职责的观点要求我应该放弃每一文俸禄，我从未违背过这一决定。鉴于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的想法至今仍支配着我，因此，虽然让行政部门享有薪金或许必须列入某个永久性条款，这对我自己是不适用的，我必须谢绝任何个人报酬，故而也必须提出请求，在我就任让我担任的这个职务期间，对这个职位所需费用的估算，当以公共利益可能所需的实际开支为限。”根据宪法，总统就职演说应阐明其施政措施的要求，华盛顿却反复地鼓吹了和平精神与个人道德。在场的目击者对于华盛顿的表现印象都十分深刻，他们这样描述着其心目中的英雄和伟人：“时间已在华盛顿脸上刻下了深深地痕迹”；讲话时，他的表情严肃到了近乎悲伤的程度，不过，他那简洁明快的演说甚至令著名的演说家费希尔·艾姆斯都着了迷：“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美德的化身正在向他未来的信徒演说。他那摄人心魂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所有的听众，包括对华盛顿满怀妒意的副总统约翰·亚当斯，都被深深打动了。在第一次制宪会议期间，许多问题都只达成了妥协，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而留待未来的实践中去解决。新政府成立后，很有必要再召开一次会议，进一步处理原先遗留下来的问题。不久，第一届国会召开，它就起到了第二次制宪会议的作用。在这次会议期间，华盛顿还任命了托马斯·杰斐逊任国务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亨利·诺克斯为陆军部长，埃德蒙·詹宁斯·伦道夫为司法部长。至此，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导设置基本建立完备，此时的华盛顿踌躇满志，信心十足。1789年9月30日国会闭幕后，华盛顿回想起了那段充满了伟大创造力的日子：“一段少有纷争的日子，仅有一个框架的宪法现已充实起来了，一个健全的政府就要在全国大地上履行职责了。”华盛顿写道。当上了总统，一切都要变，包括自己的社交生活，这使华盛顿很有点不自然。早在芒特弗农时，一天到晚都可以门庭大开，什么人都可以随时来往；现在可不同了，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已变，人们来往的目的也不同了，求官的人来了，歌功颂德的人来了，搞得他非常狼狈，不得不安排了会客时间；尤使华盛顿感到晦气的是作为总统，他不得不一改他那爱吃喝和与朋友闲聊的天性，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中加上了许多条条框框。这种有板有眼的生活不但使华盛顿烦恼，甚至从弗吉尼亚姗姗来迟的玛莎一到纽约便怨气冲天：“这日子闷死人了，城里的事我一无所知。我什么公共场合都不去，简直就是个蹲监的犯人!定了那么多规矩要我遵守。我不能干我喜欢干的事，真是让人受不了，还不如就在家呆着!”所以，华盛顿很想回到芒特弗农去度假，能住多久就住多久。后来，他进行过一次乡下旅行，看情况此行并不如计划中那么愉快。争权夺利，或许是政治场上不可避免的事，甚至连那些公认的英明人物也往往难以避免。这种事情在华盛顿政府中也发生了。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好像是天生的冤家对头，不但在信仰上有分歧，在为获得华盛顿的赏识和信赖上不断相互竞逐，这使华盛顿十分懊丧；后来又在财政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论战，以至于华盛顿本人也被牵涉进去，还遭到了许多人的强烈攻击。1790年12月的国会召开后，在关于建立“合众国银行”的问题上，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升温，实际这标志着国内对新宪法的看法存在着对立的态度，同时其背后隐蔽的是不同集团的经济利益。然而，不管两派怎样争论，华盛顿还是超脱于两派之外，他总是希望平等地将双方观点中他认为对美国有利的部分集中起来，也没有认识到这种纷争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危机——即国家的大分化。除了国内事端重重，对外关系中也出现了麻烦，其中最令华盛顿费心的是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英国，而散居于整个西部边疆的印第安人是美国潜在的最大的军事威胁，他们背后有西班牙人与英国人供给枪支弹药，再加上他们在游击战方面的天赋使其在森林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美国人对此常常显得束手无策，向西开拓非常难。随着事态的发展，不但西班牙人、英国人，甚至南方的佐治亚州也利用印第安人大搞阴谋活动。为了挫败外国人的企图，华盛顿经国会批准派出一支军队。1791年，阿瑟·圣克莱尔将军率领一支部队从华盛顿堡出发进军到今天的印第安纳，去镇压当地的叛乱部落。华盛顿警告圣克莱尔要提防伏击，但就在11月，圣克莱尔即遭到伏击，被迈阿密部落首领“小乌龟”击溃。为了扭转败局，华盛顿接着求助于独立战争老将安东尼·韦恩。韦恩果断地进军那个地区，修建了一系列要塞，终于在1794年8月20日的鹿寨战役中，率军击溃了由“小乌龟”率领的印第安人。根据1795年签订的《格林维尔条约》规定，被击败的部族将西北地区有争议的部分割让给美国，并向西移居。此外，华盛顿总统通过外交手腕，力图以有限的胜利与南方的克里克人以及其他部落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