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崇拜捞资本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目的地，用独特的语言、奇特的方式，制造对**的个人崇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并取悦**。一次，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学习**思想时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还有一次，**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讲话说：**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随后，**又在制造个人崇拜上，制造出一个更新奇的说法：以**思想为指针，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起初，**对**疯狂地制造个人迷信的动机未注意，也未察觉。相反，还一再赞扬**主持军委工作后，把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活了。由于**一再受到**的称赞，**更感到制造对**的个人崇拜和迷信是“一本万利”和登上权力高峰的“捷径”。在以后的岁月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制造对**的个人崇拜的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上讲了“政变经”后，对**又言不由衷地作了一番神话般的宣传：**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我们再看他在造神运动中变出的另一种新花样：1966年9月18日，**对解放军政治学院、军事学院负责人谈学习**思想时说：“……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离我们太远。我们要百分之百地学习**著作。”他还说：“像**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上千年都没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思想伟大红旗一定要比过去举得更高”。**除了口头上大颂、特颂**外，还在公开场合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1966年11月14日，**与**在北京第六次检阅“文化大革命大军”时，**高举一本《**语录》，满面笑容地紧跟在**后面，装出一副对**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样子。**在“造神”运动中，也确实达到了抬高自己的目的。到了1967年，人们在“祝**万寿无疆”时，也祝他“永远健康”。在公开的文章、讲话中，提“以**为首”时，也要提“以林副主席为副”。再过一段，又有“**和他的亲密战友”及“林副统帅”的提法。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女记者潇潇得知**的未婚儿媳、原南京部队前线歌舞团演员张宁已定居美国，曾专程到美国对她进行过采访。张宁在接受采访时说，她第一次进入北京毛家林家时，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和叶群，便说了一句“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也算称呼，也算祝词。**听到后，对张宁说：“不要那样讲，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怎么能永远健康呢？我不喜欢人说过头话。”张宁听了一惊，但不知所措，老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坐在一旁的叶群见状，马上说：“是的，首长最讨厌说过头话，听过头话，你以后就称我们为伯伯、伯母好了。”**、叶群的话，不打自招地说明他们“歌颂”**时说的过头话，根本不是出于真心，完全是用心不良。他是用说假话来办“大事”。一位名人说过：阿谀奉承，等于半个辱骂。对**制造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并不都赞成。1966年4月杭州会议上，**就当面对**说：“不要那样宣传我。”**听不进去，到5月的北京会议上，又照样讲。对此，**很有意见。1966年7月8日，**在给**的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吧。……我猜他们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在20世纪60年代当**的钟馗。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写这信时，**自然不知道。为了登上中国权力最高峰，他仍继续利用各种机会，假意颂扬**，在颂扬中捞取政治资本。他的地位随着造神运动的不断升级，也不断上升，并成为仅次于**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月18日，**等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并举行“文化大革命”的庆祝大会。会议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陈伯达在开头语中，连续对**说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副词。接着，是**讲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引下，好好地听我们统帅——**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能顺利开展，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不久，**又亲自题写了“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从此，“四个伟大”在全国迅速传开。对于**搞的“四个伟大”，**是不赞成的，并多次在谈话、文章中明确表示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号召全党全军要把“活学活用”**著作推向新阶段。他说：“**思想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不久，**的这段话又被谱成歌曲，并迅速在全国传唱。1966年12月，《**语录》再版。12月16日，**为《**语录》写了一个再版前言，他说：学习**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为了把**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在报纸上，要经常结合实际，刊登**的语录，供大家学习和运用。1966年12月底，《解放军报》准备发表《更高地举起**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的社论。报社将社论稿送给在苏州养病的**审阅时，**在社论稿上增添了一段影响颇大的制造个人崇拜的话：“**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是**造神活动中的最得意之作，并在全国广泛传播。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副统帅”的名义，向全国发号施令，一些有正义感、观察问题敏锐的干部、群众对**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慨。他们通过各种途径，与**的造神活动进行斗争。北京的舒赛就是最早识破并反对**的典型之一。1967年12月2日清晨，原第四野战军干部舒赛以“王咏”为笔名，公开在北京王府井、西单等繁华街道上，贴出了《誓死揪出**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家》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反革命**阴险献媚，拼命制造个人迷信，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甚至组织上的混乱，然后乘机混水摸鱼，暗害、整倒中国**的优秀党员、骨干，再进一步则要打倒**，实现篡党夺权、进而篡军的阴谋，这才是令人怒发冲冠的真正罪行。……一切革命者，尤其是接班人，必须冷静地认清**的嘴脸，勇敢地、坚定地站起来揭发、清算**的罪行，不迷信其军功、地位，不要被“**的亲密战友”这类显然有毛病的别有用心的宣传所蒙蔽。历来的亲密战友大有人在，如今为何独独突出**一人？！巍巍**么，即令是出类拔萃的元帅，比起多少**人鲜血凝成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岂不是沧海一粟？舒赛写了大字报后，很快被抓，并吃尽了苦头。1970年初，《宪法》草案在一定的范围内征求意见。著名学者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直属组学习时，对将**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里就提过意见，他说：“《宪法》草案序言中写上了个人的名字，包括**为接班人上了宪法，给人以个人高于宪法的感觉，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的草案没有这一条，不知为何？”据荷兰学者雅普·冯·吉内肯在《**沉浮录》一书中介绍，1971年8月，周恩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也曾对把**接班写进宪法提了不同意见。周恩来说：将**的名字作为**的接班人写入1969年的党章，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和兄弟党的嘲笑，九大党章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如果再把**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必将给**、**分子以更多的口实。在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里，他们敢于公开反对将**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