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头政治花样新

**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在国防建设、军队管理、打击蒋帮武装人员窜犯大陆以及几次自卫反击作战等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上台后，部队发生最大的变化，就是空头政治空气浓厚了，而且花样不断地翻新。他想通过搞空头政治，把部队的政治空气搞浓，以显他的不凡。1959年，**费尽心思地搞了一个“三八作风”活动。“三八作风”，是**1939年给抗日军政大学的两次题词，一次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另一题词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将这三句话、八个字放在一起，叫作“三八作风”。他的理由是：什么事总要有个数目字。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将军认为，**这种叫法不科学，建议换种说法，以免与“三八”妇女节混淆了，**坚决不同意。此后，“三八作风”在全国各部队喊得震耳欲聋，搞得轰轰烈烈。1960年9月14日，**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不顾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不合逻辑地提出了“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1960年9月14日至20日，**亲自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将“四个第一”写进了决议。同年10月，**又在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重复了他的上述论调。此后，全军上下开展了“四个第一”的宣传活动，并成为部队压倒一切的工作。对于**在部队中搞的“四个第一”，一些老帅、老将军曾表示不同意见或进行抵制。他们认为，凡事都有个顺序，四个不能都成为第一。**的这种片面提法是“左”的做法，只提政治挂帅，不提政治对业务的保证，颠倒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聂荣臻元帅在听取国防部五院负责人王秉璋、钱学森的工作汇报时，指示他们说：“五院是个科研单位，不是作战单位，不能总套军队的一套。可以不提‘四个第一’，可以提以‘四好’为纲，完成研制任务。”**搞的不合实际的形式主义，对部队的军事训练造成极大的冲击，官兵思想也出现了大混乱，全军上下只强调“红”、不提倡“专”，“单纯军事观点”、“白专道路”的帽子满天飞，干部、战士的政治、业务素质急剧下降。1961年4月，**在北京部队某部视察时，作了一个指示：“《解放军报》应经常选登**的有关语录。”从5月1日起，《解放军报》根据**的指示，在报眼根据当天报纸版面的内容，刊登**语录，以供部队干部、战士“活学活用”。为了选择报纸上刊登的**语录，《解放军报》每天抽出专人在《**选集》中查找。有时，《**选集》里面很难找到与当天报纸版面内容相吻合的语录，就勉强找一条登上。报纸上登了一段时间的“语录”后，再很难找到合适的语录。选又选不着，不选又不行，报社工作人员感到很为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去请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看他有何意见。罗荣桓听了李逸民的请示，当即答复说：“办报纸主要是贯彻**《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要像和尚念经那样，把木鱼敲破了，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罗荣桓这样说了，可以说是代表总政治部表了态，而且讲得很对。但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是**，《解放军报》还是要按**的意见办，每天仍然要在报眼选登一条**语录。对于《解放军报》每天选登**语录一事，罗荣桓曾用电话向**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反映过，邓小平认为，罗荣桓的意见是正确的，并将这件事提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书记处也认为，报纸每天根据版面内容选登**语录，是对**思想的庸俗化，一致赞同罗荣桓对《解放军报》的表态。随后，**在《关于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又创出新说词：对**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创出的这一脱离实际的新说法，引起部队许多老将军、老帅的反感。原济南军区政委梁必业调到总政部任副主任，罗荣桓与他谈话时，谈到了学习**著作的问题，他说：“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1961年4月30日，中央军委在三座门俱乐部会议厅举行第26次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贺龙、罗荣桓、叶剑英，列席会议的有刘亚楼、张爱萍、彭绍辉、梁必业等，会议由**主持。这次会议的最后议程是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罗荣桓看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后，对**提出的“带着问题学”十分反感。他准备利用发言的机会，建议**将这句话删掉。待与会人员看完全文后，**向大家问道：“各位有何意见？”罗荣桓见**主动征询意见，就直言不讳地说：“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有毛病，要考虑一下。”“带着问题学”，是**冥思苦想出来的，而且已在全国、全军中产生了影响。**认为，罗荣桓对这句话有意见，实际是对他有意见。罗荣桓话音一落，**的脸就沉下来了。他那又长又粗的扫帚眉也皱成了八字形。过了老半天，他不满地冲着罗荣桓问道：“这句话不行，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呢？”罗荣桓见**生了气，也很不客气地回答道：“我认为，学习**著作，应学精神实质，不应提‘带着问题学’。因为，不带着问题学，同样能够学。这句话还是改掉为好。”大家见**满脸不悦，不愿意发表意见。场上再无人发言，室内空气也似乎凝固了。过了一阵，**见无人支持他，用一种极不满的怪声调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见**表态同意删掉，又说：“我主张删这句话，不是对你有意见，是因为这句话不科学。学习**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见罗荣桓又补充了这一段他难以接受的话，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站起来说：“好吧，散会！”说完，他大步走出了会场。罗荣桓见**如此蛮横、粗暴地对待提了不同意见的人和与会者，心里气炸了。他认为，**今天的态度，太没有气度。为了党和军队的团结，他还是忍住没有发火。1964年5月1日，《解放军报》编辑部又根据**的指示，编印了一本《**语录》，此语录分30个专题，摘语录366段，发到全军干部战士学习。此后，这本语录又套上红色塑料皮封面，向社会上传播。“文化大革命”中，《**语录》被称为“红宝书”，全国人手一册，**接见红卫兵和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时，也把“红宝书”握在手上，给人一种他带头学习《**语录》，而且学得最好最活的感觉。由于**身居高位，也得到**的默许，他大力提倡的那套形式主义的东西迅速在全国蔓延，并在思想领域造成很大的混乱，也给各行各业的业务学习造成极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