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结帐(1)

最难忘，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的清晨，自从那声惆怅的汽笛响起，李敖来到这个奇特的小岛已经整整５０年了。

５０年来，他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小岛。

在这方曾被李鸿章称之为“伤心之地”

的小岛上，他从惨绿少年到玩世青年，从文坛慧星到“人民公敌”

，从论战英雄到黑狱重囚，从“笑傲江湖”

到竞选“总统”

，他与之同生、与之共恨，他在这里跋涉、驰骋、呼啸、叫战，口诛笔伐，纵横捭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时髦不能动。

这位文化思想界的孤星，在蒋介石偏安一隅的孤岛之上，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残山剩水之中，在举世滔滔、众神默默的时代，生根、滋叶、开花、结果，度过了驭风而行的青春岁月，迎来了如火如荼的人生的秋天。

５０年来，面对周围赞美的眼睛、挖苦的眼睛、嫉妒的眼睛、仇恨的眼睛、看好戏的眼睛……他率真、他坦白、他自负、他自大、他凶悍、他狂傲、他好讼、他愤世、他玩世、他骂世、他勇敢、他侠义，他痛恨伪善、他树敌八面、他快意恩仇、他穷情极性、他温柔敦厚、他随缘入化、他有口无心、他放浪形骸、他穷凶极恶、他横睨一世、他哗众取宠，他怀救世心怀、他存烈士肝胆、他与时代颉颃、他大难来时不皱眉、他打碎牙齿和血吞，他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他理来情无存、“流水无情草自春”

，他自诩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天马行空的文章大家。

他在坦然面对和顽强对抗中，坚信反独裁是一时之举、反暴政才是千秋大业，时代会变、反抗的精神永恒，他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用笔如刀，。

他有一句名言，许多人都不会忘记，当然许多人也不以为然，那就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他用数千万字的《李敖文集》和《李敖大全集》说明了这一切。

如今，他又要为中国人的语言定向了。

１７世纪的约翰生曾经编写英语辞典为英语定型，他却干脆要编写一部《中文大句典》了。

他认为，比尔·盖茨的工程化译写出来的视窗中文，可能为我们的下一代带来中文能力全面退化的威胁，他要以一世功力，借累积阅读古今典籍的经验，选择、辨识、分析漂亮的中文句子语法，为下一代句法作示范。

１９９９年初，他与远流出版公司签订了三年交稿的《中文大句典》的出书计划，字数８００万到１０００万字。

这是他在语言艺术上要进行的一项大工程，也是一场总结算。

他在第一次政治犯坐牢期间，曾经构思出数部小说的腹稿，《北京法源寺》只是这数部中的一部，人们亦在翘首期待着那史诗性的著作问世。

２０００年春天，他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的采访时说，他要写一部“男女关系”

的小说，“会谈到情、谈到性等很多方面的命题”

，以此对自己阳刚风格的小说做一个补充。

这便是他在２００１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上山·上山·爱》。

新千年里的李敖，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千禧之年的第一个春天，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北京法源寺》的情节并不复杂：作品写１８８８年康有为北上谋求上书变法失败，后南下广州，著书立说，讲学授徒，培养自己的班底。

十年后终于上书成功，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协助皇帝变法。

以太后、荣禄为代表的落后势力对此百般阻挠，并图谋易位。

谭嗣同等欲杀禄挟后，搞宫廷政变，被袁世凯告密。

谭嗣同欲“死事”

不逃，与其他五位维新人士被杀于菜市口。

数年后，康有为、梁启超、佘法师的徒弟李十力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

应该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人们熟知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形象早已被历史定型；“戊戌变法”

亦是人们熟知的前尘影事，发生过程已家喻户晓，成为常知；民国以来，以“戊戌变法”

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电影及其它形式的文艺作品亦不乏其例。

这一切，构成了《北京法源寺》的阅读视野和艺术创造的形式参照。

《北京法源寺》的奇特之处也正在这里，在作品中，这种对人物性格内涵的直接展露，人物的性格行为和情节冲突显然已经退到了次要的地位。

作者避开了小说惯常的叙述方法，大胆发挥文学家的想象力，运用“百川归海”

式的宏大结构，详人所略，略人所详，避开历史文本的常知部分，把笔墨的重心放在了人物文化思想的纵深挖掘上，放在了对人物的思想基础和思想因素的剖析上，通过人物对话、内心独白以及铺陈扬厉的论辩语言，为我们展示出在中国最幽暗的历史时期一段段动人心魄的思想巨人的心灵历程。

从总体上讲，《北京法源寺》的书写技巧是传统的，但作者的创作视野却是现代的。

他在继承传统创作理论的基础上，以其渊博的史识、精深的思考，创制出超越传统叙事规范重在表达思想的新式文本，语言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既有汉代大赋的铺张扬厉的气势，又有孟子文章的尚理善辩的文采。

《北京法源寺》，不失为我国当代历史小说中一部优秀之作。

①当然，作为历史小说的探索之作，这部作品并非白璧无瑕。

比如，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有时过近，导致小说中的一些议论和抒情成为作者情绪的渲泄，以致一些“李敖式”

语言的出现。

作者走向前台，使本应含蓄的“影射”

显得直露，作者和作品失去了距离，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时间性和历史感。

也许正因如此，《北京法源寺》的提名，才在海内外引起一场“风波。

但在提名问题上，李敖有自己的理解。

他谑称，被提名诺贝尔奖证明在台湾受排挤的可向世界进军。

“不是我想要这个奖，而是这个奖该给中国人了”

“诺贝尔文学奖１００年来只有４个亚洲人获奖，印度１人，以色列１人，日本２人。

中国人从未获过奖，诺贝尔的其他奖，比如物理奖和化学奖，曾经给过中国人，但是他们得奖的国籍已经是美国了”

他认为《北京法源寺》是一部合乎理想主义的小说，自己的著作超过１５００万字，坐过６年两个月的牢，被软禁１４个月，可以说为理想主义受尽苦难。

自己有资格获得这个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