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病新痛

春节过后有两个消息传来，特别鼓舞人心：2月14日香港联想招股上市。根据当日香港股市记录，公司售出亿股，每股元，市盈率为倍，超额认购数量达到409倍，香港联想的市值一下子达到亿港币；电子工业部主持的“全国电子百家企业排序结果”揭晓，里面包括了21家计算机企业，联想公司销售额达到301520万元，超过了深圳赛格、长城、北大方正、浪潮、四通、长江、科海和福建实达，排在第一。这两件事情，前者表明柳传志的“进军海外三部曲”全部实现，后者则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本来都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但是这一次柳传志却一点心情也没有。每天晚上头疼得不得了，睡眠又出现问题。3月份召开了几次会议，科学家和经理人员各自组成的奇怪群体陷于无休止的争吵，令会议不能继续。柳传志无法抑制内心的焦躁，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美尼尔症再次发作，在万般无奈之中宣布散会，自己住进京西的海军医院，直到70天后才能出来。这一年晚些时候，他在一次公司大会上面对全体员工做了一次演讲，除了没有提到公司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之外，相当坦率地谈到当时的情形：我得了美尼尔症，经常发作。1993年下半年，香港联想上市的审批遇到相当大的困难，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事后感到非常疲惫，而我却没有及时调整心态，进取心受到影响。今年3月份以后，我由于严重神经衰弱又住了70天医院。这70天，除了治疗和锻炼以外，我对自己生活的意义，对公司的发展前景认真作了反省。在医院的最初两个星期依然很难过。主治医生姓李，也是柳传志生命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人。李知道柳传志是旧病新痛，最好的药就是睡觉。可是柳传志无论吃多少“安眠药”，还是失眠。李医生循循善诱地说：“你把睡觉想像成读一页书，就算不能一气读下来，你能不能一段一段地读？”柳传志摇头。“再不行，先读一句话也是好的。”柳传志还是摇头。“那就一个字。只打一个盹，这就叫一个字。”但柳传志还是做不到，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是公司里那些事，白天硬撑起来，把公司的人挨个儿请到医院里面来，单独谈话。“其实就是把务虚会搬到医院里来接着开，”他说，“大会开不成了，只好开小会。很多事情都是在那些小会上策划的。”他决心先来解决高层领导中日愈明显的冲突，净化公司气氛。于是做出第一个决定：把牵扯在“倪李纠纷”里的郭为和王平生双双调出北京：一个到深圳去主持生产基地的运转，另外一个到惠州挽救奄奄一息的大亚湾科技园。这两个人都有足够的聪明，但还必须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尤其要让他们懂得：成大事者的重要一途，就是不要让自己陷入无谓的人事纠纷。也正是在这时候，柳传志终于确认杨元庆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杨不仅能把一个年营业额3000万元的部门做到3亿元，而且从来不让自己搅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面。所以，柳的第二个决定就是起用杨元庆担任新成立的微机事业部总经理，把微机的整个流程都交给他统领。每天躺在病床上思考公司的未来，彻夜无眠。清晨走到医院旁边的“八一湖”散步，这一来就看到了和自己整天为之焦虑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场面。那场面在90年代的北京城里随处可见，只是柳传志这样的人才会觉得新鲜：一大帮老头儿老太太在湖边跳交谊舞，都是退休的。我就坐在那里看。我不会跳舞，也不会唱歌，人家跳完了，我还要给人家鼓掌，所以非常尴尬。后来我说反正我也没事，也学吧。人家介绍了一个老太太来教我，我一上来把人家的脚给踩了。那老太太说，你要知道这舞曲的节奏，有三步有四步。我这才明白，于是拿着录音机听音乐，非常专注地听。叫人意外的是，他的病情就有了转机。他干脆停止服药，每天跟随李医生沿湖畔跑步。他的心情开始好转，渐渐能够睡着。医院里的务虚会依然在进行。高级经理们之间最重要的话题就是：联想还要不要搞自己的品牌的微机？联想微机在竞争中屡屡处于下风，让人怀疑自己的力量，但要说就此罢手，从此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柳传志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至少也要拼命赌上一把，就算牺牲了，也要慷慨就义。”他对倪光南和李勤这样说。总工程师和常务副总经理这回终于有了一致的看法，他们全都主张迎难而上。这段时间柳传志和倪光南至少有过两次谈话。倪光南支持他的绝不放弃联想微机的决心，也支持他启用杨元庆的决定。总工程师在公司全体员工面前的一番话，让柳传志得到极大安慰：形势是非常严峻的，比设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我们国家还要不要自己的计算机工业？都说要，那么谁来做这件事？事实上，这个重任已落在联想身上。只有联想还有能力继续。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实际上已充当了民族计算机工业的旗手。今天回顾起来，在柳、倪二人患难与共的10年中，这是最后一次两个人如此心心相印。这让柳心存侥幸：也许公司领导层中的分歧没有那么严重，假以日时就会冰释前嫌。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与倪光南的冲突会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掀起巨浪，而他与另外一个人的仇恨，却能在瞬间消饵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