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4)

“:）”

，这是爱德的回答。

那时候马普安的中文有点儿蹩脚，因此对他来说，新长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独自点一顿素食“大餐。

马普安从16岁开始就再也没吃过肉。

通常人们会认为素食者不可能走完长征，这样说来，马普安的生活习惯使他重走长征路的行为更具“传奇”

色彩。

当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这么乐观，他们的逻辑是:“不吃肉的马普安肯定是一个虚弱、不顶事的家伙，病殃殃的，蔫头耷脑，更谈不上什么强有力的肌肉”

一个连路边石柱上都刻着，25年以前邓小平才把中国农民从公社制度中解放出来，那时候肉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绝对的奢侈品呢!

然而，或许是他们健忘吧。

马普安说:“我不吃肉”

“什么?”

老板娘没听明白。

和这里的农民第一次说话时，不论你说什么，他们肯定会回答“什么?”

或“听不懂。

对外国人如此，对城里人也如此。

和我们同来的北京朋友每次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让他们有点窝火。

中国各地方言差别很大。

这里的农民肯定打心眼里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听懂外地人的话，因此就不用心去听。

他们需要我们重复几遍问题，才能听明白。

这就好比在收音机上调台，必须要来回拨几次才能找准。

“我不吃肉”

马普安重复了一遍。

她扬起眉毛:“你不吃肉?那吃什么?”

“你们有什么蔬菜吗?”

马普安问。

“白菜”

白菜?马普安觉得白菜是世界上最乏味的蔬菜。

“你们还有别的吗?”

老板娘盯着马普安没有做声，突然她问:“你吃鸡吗?”

新长征第一天的食谱:炒烂白菜和冷米饭。

中国的美食之旅已注定成为泡影。

第二天，爱德独自吃早饭，艰难地咽下半碗青菜煮面条———他实在不知道其他更好吃的东西用中文怎么写———然后潦草地写了一句:“我朋友在哪儿?”

男主人指了指外面。

爱德看见自己的伙伴站在泥泞的路上，被20来个村民围在中间。

马普安正在认真地履行他的一项更艰巨的任务。

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贾霁打电话仔细查对过他的词汇，然后立即用这些词汇开展历史调查。

他问:“这里有谁还记得红军?”

显然谈话已经超越了回答“什么”

的阶段，农民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说中文。

最后，终于有人决定站出来结束这个乱哄哄的场面。

当然，就算他站出来，也不能保证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位叫高久华的70岁的老人说:“有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人，红军长征经过时，他就在这里”

其他人听了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浪费他们的时间了”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说。

爱德又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到:“我们能去见他吗?”

“当然了”

高久华回答。

他带我们走了几百米，来到村里最古老破旧的地段。

这里的房子用泥砖和黑乎乎的木头胡乱搭建而成。

他把我们让进一间阴冷的屋子，坐在方木桌旁。

不一会儿，一位干瘦的老者拄着两根拐杖挪了进来，我们立即站起身。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戴棕色毛线帽，顶上还有一个晃来晃去的圆球。

高久华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陈英春。

接下来，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不让高久华带我们来这里了。

“哦，哦……”

陈英春嘟囔着，示意我们坐下。

“你好”

马普安说，“我们正在研究长征历史，高先生说当年红军经过利村时您住在这里”

“唔……”

陈英春口中仍然含混不清。

陈英春的孙女陈全地递给我们两杯开水和一盘自家种的花生。

“我爷爷太老了，”

她说，“他10年前就全聋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陈英春一时没搞清楚家里怎么坐着两个外国人，但还是显得挺高兴。

他给我们看他的养老金证书。

他生于1913年，现在每月可以领到360块钱。

陈英春的孙子陈严明继续说道:“1934年红军路过我们这里，我爷爷就跟他们走了，一直走到信丰。

他们的队伍在大部队的最后，快过河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军队给冲散了。

没办法，只好又回到家里”

从信丰到利村，也就是七天的行军路程，这短短的七天却孕育了一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人。

如果当初趟过那条河，或许他已经牺牲在后来的征途中了。

当然，他也可能像其他的长征幸存者那样，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同是江西籍的曾少东将军，住在北京一座安静的四合院里安度晚年。

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却在田野里耕作了一辈子。

70年前的勇敢选择只给他带来一本养老金证书，其他什么都没有。

陈英春没有英雄故事，也没有更多让我们惊喜的新东西。

从北京来的历史学家从未拜访过他，也不曾在自己的书中提起他。

只有他的家庭十分珍视他生命中这段“辉煌”

的历史。

他家的花生不太脆，但我们吃起来仍津津有味。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新长征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们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