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长征第一渡第1～15天(2)

他问:“这里有谁还记得红军?”显然谈话已经超越了回答“什么”的阶段，农民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说中文。最后，终于有人决定站出来结束这个乱哄哄的场面。当然，就算他站出来，也不能保证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位叫高久华的70岁的老人说:“有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人，红军长征经过时，他就在这里。”其他人听了议论纷纷。有人说:“别浪费他们的时间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说。爱德又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到:“我们能去见他吗?”“当然了。”高久华回答。他带我们走了几百米，来到村里最古老破旧的地段。这里的房子用泥砖和黑乎乎的木头胡乱搭建而成。他把我们让进一间阴冷的屋子，坐在方木桌旁。不一会儿，一位干瘦的老者拄着两根拐杖挪了进来，我们立即站起身。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戴棕色毛线帽，顶上还有一个晃来晃去的圆球。高久华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陈英春。接下来，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不让高久华带我们来这里了。“哦，哦……”陈英春嘟囔着，示意我们坐下。“你好。”马普安说，“我们正在研究长征历史，高先生说当年红军经过利村时您住在这里。”“唔……”陈英春口中仍然含混不清。陈英春的孙女陈全地递给我们两杯开水和一盘自家种的花生。“我爷爷太老了，”她说，“他10年前就全聋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陈英春一时没搞清楚家里怎么坐着两个外国人，但还是显得挺高兴。他给我们看他的养老金证书。他生于1913年，现在每月可以领到360块钱。陈英春的孙子陈严明继续说道:“1934年红军路过我们这里，我爷爷就跟他们走了，一直走到信丰。他们的队伍在大部队的最后，快过河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军队给冲散了。没办法，只好又回到家里。”从信丰到利村，也就是七天的行军路程，这短短的七天却孕育了一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人。如果当初趟过那条河，或许他已经牺牲在后来的征途中了。当然，他也可能像其他的长征幸存者那样，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比如同是江西籍的曾少东将军，住在北京一座安静的四合院里安度晚年。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却在田野里耕作了一辈子。70年前的勇敢选择只给他带来一本养老金证书，其他什么都没有。陈英春没有英雄故事，也没有更多让我们惊喜的新东西。从北京来的历史学家从未拜访过他，也不曾在自己的书中提起他。只有他的家庭十分珍视他生命中这段“辉煌”的历史。他家的花生不太脆，但我们吃起来仍津津有味。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新长征的全部意义所在。我们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我们的地图上也有许多空白，第三天我们就在其中一个空白处迷路了。当时我们不敢告诉任何人迷路的事情，包括“新长征第三人”贾霁。在安全问题上闹出那么多大惊小怪的麻烦之后，我们最担心的是官方的看法。说真的，在新长征的初期，我们一直都怕会被“遣送”回家，尽管这顾虑可能是多余的。我们就是这么茫然无措。中国农村通常有两种路:小路和马路。我们知道后者是对公路的统称，但“小路”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走新长征的人却不知道“小路”是什么，多么愚蠢，看来我们真该被遣送回家了。在了解到“小路”在农村指的是“步行的路”之前，我们望文生义地将它解释成“很小的路”，也可能是比沥青公路小的土路。小溪与祈禄山这两个城镇之间只有15公里的路程，由一条非常平坦的大路相连，我们却走了足足两天半的时间，其间学会了几乎所有关于“问路”的常识，还知道了不要在日落时沿着樵夫的足迹上山。1号原则:不要贸然行动。爱德的嗓子好多了，可以说出话来。“是这条路吗?”他的手指向左边的一条岔路。“嗯。”农民点头。于是我们就沿着左边的路走，并没有意识到假如爱德指的是右边那条岔路，或者问他“你的裤子着火了吗”，这些当地人一样会一边点头一边对你说:“嗯。”他们完全不理会我们在说什么，只是一味信口称是。谁让爱德要用是非疑问句来提问呢?以至于指路人根本不用动脑子。2号原则:前面会不断遇到岔路，别指望任何人告诉你。“沿着这条路，”第二个农民说，“一直走就到了。”太棒了!只可惜还没走出1公里，又一个岔路口横在我们眼前，选择哪条好像都不错。但哪怕我们直接问“前面有岔路吗”，通常也没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被告知，没有，一条路直趟到底。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当地人这么回答，那岔路就在前方不远处。3号原则:如果两座县城相距15公里，应该走那条人们常走的路。通常情况下不要走那些湿滑的，越来越窄的，遍地竹枝的山路。4号原则:别听爱德的。他说:“这条路肯定会到那里。”不，绝对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