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23)
沙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住着善良的人。但我们对德跃镇会下怎样仓促的判断呢?
我们是第二天夜里，也就是除夕夜到达德跃的。夜幕刚刚降临，街上挤满了孩子，他们点燃鞭炮，然后扔到别人身上。
除了那些卖鞭炮的，大人们根本无暇注意他们。我们找到一家旅店，敲开门。
老板说:
“你们不能住在这儿。”我们惊呆了。
“关门了，你们不能住在这儿。”爱德瞪着眼睛，非常吃惊，“但现在是除夕，我们能去哪儿呢?”
“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你叫什么名字?”爱德问。用这一招对付挑衅的或桀骜的人通常很灵，因为这个问题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会让对方非常不安。
果然，“王先生”道歉了，但还是不让我们住。旁边一家旅店的门也关着。
我们敲门，进屋，然后问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晚会的那家人，我们可不可以住一晚上。
他们中岁数最大的男人赵中山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他说，当然可以。
然后问我们要不要热水洗脚、洗脸。日记选摘，马普安，叙永县城，2003年2月1日……苏葳的工作能力常被她身边的人，特别是她的上司低估。
但我和爱德从不会这样，从今往后就更不会了。约摸一杯茶的工夫，苏葳来了。
她是《北京青年报》办的一张英文周报BeijingToday的记者。
我和爱德以前都在那儿工作过。她刚20出头，在办公室里常显得害羞而没有自信，但她文静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火热的心。
从我们俩有走新长征的念头开始，她就一直鼓励我们。今天早上她乘飞机从北京飞抵重庆，然后坐车到叙永县城，在那里打了一辆出租车跑40公里和我们会合。
赵中山对她表示欢迎，给她也安排了一个房间。然后他领我们去了一2003年1月31日，第108天，除夕夜，四川省古蔺县华江南部约10公里。
在
“新长征”前期行进中，我们休息时总是拿香甜的糯米糕来充饥。家小饭店，那里的厨师和服务员也不看电视了，都赶紧起身给我们张罗饭菜。
我们问当地人春节吃什么特别的。他们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吃得比较多。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些四川人呢?谁能代表德跃?是让我们吃闭门羹的王先生，还是热情欢迎我们的赵先生呢?
苏葳没有疑惑。
“中国农民单纯热心，你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的。”她说。第二天，也就是羊年的第一天，苏葳更进一步证明了她不是一个内向而害羞的温室里的花朵。
她和我们一起走了40公里到叙永。在简陋的苗族城镇箭竹，我们进了一家小店，想买点饮料。
爱德选了一瓶
“非常柠檬”，当地超市卖元一瓶。
“5块钱。”店主说。
“新年好。”爱德说。价格翻倍后的饮料确实解渴。马普安说，店主肯定是因为
“我们是外国人”才骗我们的。
“不对，”苏葳说，“他们也一样想骗我。他们想骗所有外来人。”维护中国人形象的工作对苏葳来说，的确非常辛苦，她自己也遇到了烦恼。
公路上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都冲我们大喊大叫。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可第一声
“哈”着实吓了她一跳，她说她一定是误解了别人的好意。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这种行为绝不是表示友好，事实上是在戏弄我们。
被当成外国人，还被同胞嘲弄，这让苏葳难以接受。
“当一个外国人什么感觉?”马普安问，他对陌生人的无礼早已视若无睹。
但苏葳是第一次在中国当
“外国人”，不论马普安说什么都无法抹平她受到的伤害。
“哈……”苏葳问马普安为什么从来没写过
“哈”带给他的困扰。
“不可能。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不跟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讨论这个话题了。”马普安解释道。
“为什么?”苏葳问道。
“我不可能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认为那只是误会。我只跟其他的外国人谈这件事。”苏葳几天后回到北京，决定写一写关于
“哈”的困扰。她说，对我们外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
她的编辑骊新把她叫过去。
“你只是不了解!”她说，“这些向外国人喊‘哈’的人只是为了表示友好。”
“有些人是这样，但大多数人纯粹是恶作剧。他们用的是讥讽的语调。”苏葳说。
“不对，你听得不对。他们只是农民，没有恶意。”骊新说，“这全是误解。”
“她说出这些话时，我知道她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她不知道这样的感受，”苏葳说，“就在这一刻，我知道你们，外国人，有怎样的感受了。”我们两点左右到达一座较大的城镇，震东，然后在那里的石桥饭店吃午饭。
我们的到来给饭店主人一家带来不小的震动。
“饭菜可能不对你们的口味。”服务员和厨师关切地问。这样的话我们听过很多次了，知道如何应答。
“没事。”他们家的人，还有一些回来过节的亲朋好友正在聚餐。很显然，他们已经喝了好几瓶白酒，还有几个人在厨房里忙活。
我们坐下来歇了一会儿后，就美美地享受到了一顿麻辣豆腐、木耳炒鸡蛋和炒米饭的大餐。
箭竹留给我们的负面影响依然还在，结账时我们打赌他们肯定会收
“春节附加费”。苏葳的信念显然受到打击，她猜的价格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