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25)
老板娘盯着马普安没有做声，突然她问:“你吃鸡吗?”
新长征第一天的食谱:炒烂白菜和冷米饭。
中国的美食之旅已注定成为泡影。
第二天，爱德独自吃早饭，艰难地咽下半碗青菜煮面条———他实在不知道其他更好吃的东西用中文怎么写———然后潦草地写了一句:“我朋友在哪儿?”
男主人指了指外面。
爱德看见自己的伙伴站在泥泞的路上，被20来个村民围在中间。
马普安正在认真地履行他的一项更艰巨的任务。
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贾霁打电话仔细查对过他的词汇，然后立即用这些词汇开展历史调查。
他问:“这里有谁还记得红军?”
显然谈话已经超越了回答“什么”
的阶段，农民们交头接耳地讨论着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说中文。
最后，终于有人决定站出来结束这个乱哄哄的场面。
当然，就算他站出来，也不能保证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这位叫高久华的70岁的老人说:“有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人，红军长征经过时，他就在这里”
其他人听了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浪费他们的时间了”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说。
爱德又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到:“我们能去见他吗?”
“当然了”
高久华回答。
他带我们走了几百米，来到村里最古老破旧的地段。
这里的房子用泥砖和黑乎乎的木头胡乱搭建而成。
他把我们让进一间阴冷的屋子，坐在方木桌旁。
不一会儿，一位干瘦的老者拄着两根拐杖挪了进来，我们立即站起身。
他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戴棕色毛线帽，顶上还有一个晃来晃去的圆球。
高久华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陈英春。
接下来，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其他人不让高久华带我们来这里了。
“哦，哦……”
陈英春嘟囔着，示意我们坐下。
“你好”
马普安说，“我们正在研究长征历史，高先生说当年红军经过利村时您住在这里”
“唔……”
陈英春口中仍然含混不清。
陈英春的孙女陈全地递给我们两杯开水和一盘自家种的花生。
“我爷爷太老了，”
她说，“他10年前就全聋了，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陈英春一时没搞清楚家里怎么坐着两个外国人，但还是显得挺高兴。
他给我们看他的养老金证书。
他生于1913年，现在每月可以领到360块钱。
陈英春的孙子陈严明继续说道:“1934年红军路过我们这里，我爷爷就跟他们走了，一直走到信丰。
他们的队伍在大部队的最后，快过河的时候被国民党的军队给冲散了。
没办法，只好又回到家里”
从信丰到利村，也就是七天的行军路程，这短短的七天却孕育了一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人。
如果当初趟过那条河，或许他已经牺牲在后来的征途中了。
当然，他也可能像其他的长征幸存者那样，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同是江西籍的曾少东将军，住在北京一座安静的四合院里安度晚年。
而眼前的这位老人却在田野里耕作了一辈子。
70年前的勇敢选择只给他带来一本养老金证书，其他什么都没有。
陈英春没有英雄故事，也没有更多让我们惊喜的新东西。
从北京来的历史学家从未拜访过他，也不曾在自己的书中提起他。
只有他的家庭十分珍视他生命中这段“辉煌”
的历史。
他家的花生不太脆，但我们吃起来仍津津有味。
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新长征的全部意义所在。
我们游走在历史典籍以外的空白地带，寻找与那段历史发生过关联的无名百姓。
我们的地图上也有许多空白，第三天我们就在其中一个空白处迷路了。
当时我们不敢告诉任何人迷路的事情，包括“新长征第三人”
贾霁。
在安全问题上闹出那么多大惊小怪的麻烦之后，我们最担心的是官方的看法。
说真的，在新长征的初期，我们一直都怕会被“遣送”
回家，尽管这顾虑可能是多余的。
我们就是这么茫然无措。
中国农村通常有两种路:小路和马路。
我们知道后者是对公路的统称，但“小路”
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走新长征的人却不知道“小路”
是什么，多么愚蠢，看来我们真该被遣送回家了。
在了解到“小路”
在农村指的是“步行的路”
之前，我们望文生义地将它解释成“很小的路”
，也可能是比沥青公路小的土路。
小溪与祈禄山这两个城镇之间只有15公里的路程，由一条非常平坦的大路相连，我们却走了足足两天半的时间，其间学会了几乎所有关于“问路”
的常识，还知道了不要在日落时沿着樵夫的足迹上山。
1号原则:不要贸然行动。
爱德的嗓子好多了，可以说出话来。
“是这条路吗?”
他的手指向左边的一条岔路。
“嗯”
农民点头。
于是我们就沿着左边的路走，并没有意识到假如爱德指的是右边那条岔路，或者问他“你的裤子着火了吗”
，这些当地人一样会一边点头一边对你说:“嗯”
他们完全不理会我们在说什么，只是一味信口称是。
谁让爱德要用是非疑问句来提问呢?以至于指路人根本不用动脑子。
2号原则:前面会不断遇到岔路，别指望任何人告诉你。
“沿着这条路，”
第二个农民说，“一直走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