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28)
我们把一天时间分割成可以控制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不超过一个小时，同时尽量不去想下一次休息之后会发生什么。
为了让路程显得更轻松，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
“有三个漂亮的女红军陪我们一起走”
，这样的假设可以让我们开心一到两个小时。
说出中国所有省份的名称很快变得没多大意思。
如果所有办法都不管用了，我们就幻想得到一大桶热水，这实在是征战一天后的最高奖赏。
记得马普安在一次35公里的长途跋涉后，将双脚伸进一盆热水，半天，说不出话，突然他叫道:“啊，啊……呦……太舒服了”
地形在变，土地的颜色也在变。
人们把信丰称为“脐橙县。
当地政府认为卖脐橙赚钱，举目四望，传统农业已经没人打理，人们一门心思地种脐橙。
新翻的红土地光秃秃的，山上却开了层层的梯田，密密匝匝长满了深绿色的树。
这些树大多不超过2米高。
新种的橙树林还有三年才成熟，但有的橙园已经结出了果实———当地人称足以和美国的进口橙子相媲美。
山顶上扯着鲜红的标语横幅，赞扬农业发展的伟大成就。
在一座房子的墙上我们发现了几个几乎1米高的红字:“养儿防老不如种脐橙可靠。
相比常见的标语“生男生女一个样”
，还有那句经典的“计划生育，人人有责”
，这一句还有点新意。
到达信丰县城之前，古陂是我们遇到的最大一个城镇，临近彭德怀军队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的战场。
爱德到那儿时，马普安已经坐在一个小杂货铺的台阶上等他了，手里拿着一瓶正在嘶嘶作响的汽水，看样子还跟店主交了朋友。
马普安用手向上指了指。
他的上边是中国移动的信号塔。
我们把它看作是进步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附近有商店、饭馆和能花钱住宿的地方了。
过了杂货店和信号塔，小路拐了个弯，眼前是一条宽阔的街道，大约20米宽。
街两旁是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周身贴着白色瓷砖，这是第二个进步的标志。
所有的建筑都是近20年内修建的，有一些还相当新。
人们在争分夺秒地盖楼，根本不考虑房子的质量和寿命。
远看漆明瓦亮的大房子，走近一瞧，有些地方还没完工就已经坍塌了。
窗户关不上，门也锁不住。
小卖部的店主带我们来到一家旅店，很快便离开了，留下我们独自和老板谈住宿的事。
这旅店还兼作饭店，最大的那张桌子边围坐着十几个醉汉，我们立刻后悔起来:真不该来这儿。
“坐，坐，喝酒”
那些醉鬼中块头最大、嗓门最高的一个过来招呼我们。
“谢谢，但我们得先把包放起来，然后还要休息一会儿”
爱德应付着说，步子一点也没放慢。
我们躲到楼上，还没过几分钟，便听见外面一阵骚乱，紧接着门一下子被撞开了，刚才那个醉汉和一群起哄的人闯进屋里。
醉汉一把抓住马普安的手，把他向走廊里拽。
“来和我们喝酒。
我们是朋友”
马普安的另一只手攥起拳头。
爱德一下子冲到门边，抓住醉汉的手热情地摇起来，但却暗中使劲把他推到门外。
“我们一会儿就下去”
爱德说。
我们把自己锁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吵闹声逐渐平息下去。
爱德说:“我们必须吃点东西”
尽管马普安反对，我们还是蹑手蹑脚地下了楼。
这时候，醉鬼们已经到后屋去了。
我们赶紧夺门而出，跑到杂货店朋友那儿。
他又帮我们另找了一家安静的旅馆。
即使沐浴在朝霞的光辉里，古陂看起来还是那么灰头土脸。
其实，如果只把人造废物看成垃圾的话，我们经过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很干净的。
塑料袋包装的商品和食物不多，房前屋后很少有白色垃圾，人类、动物的排泄物和腐烂的蔬菜都被大自然有效地再利用。
城镇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公共垃圾箱，垃圾随处可见。
在古陂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马普安收集了一大包塑料袋和瓶子，想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处理掉。
他对镇子西边加油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能把垃圾扔在这里吗?”
“不行，就扔在那儿吧”
工作人员一边回答一边指向路边的小溪。
与其说那是条小溪，不如说是一道垃圾沟。
马普安一怔，问那个人是否在开玩笑。
“当然，没有问题，就扔在那儿，别扔我这儿”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到这里与70年代的英国何其相似。
那时人们抱着相同的心理:多扔一个塑料袋没什么大不了，于是许多空旷的场地上都堆满垃圾，大家对此熟视无睹。
马普安小时候也曾经顺手把糖果袋扔到车窗外，至于公共场所是否会变成垃圾山，他可不关心。
然而在新长征过程中，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垃圾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找到什么好方法。
冬天我们可以用纸质垃圾生炉子或点篝火;否则，我们只能去找一个愿意帮我们处理垃圾的人。
不过当我们把垃圾袋递给他的时候，希望他所说的“处理”
不是指扔到河里。
离开古陂六个月以后，我们在贵州省的摆桑村休息了一下又匆忙上路。
路上一个热情的农民停下来和我们聊天，爱德问他怎么处置垃圾袋。
农民打个手势，说道:“扔到那边的地里，没问题的”
“附近有没有垃圾箱?”
爱德问。
这个20多岁身体壮实的小伙子咧开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