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哈”的困扰第16～39天(37)
“天无三日晴”
好像是比较乐观的说法。
下次再遇到老红军我们一定会问他们这个问题———你们身上有过干的时候吗?如果答案是“有过”
，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们身上的防水服是采用太空技术制造的，但只在外面呆了半个小时，就全湿透了。
马普安想到一个好办法:用迷你吹风机烘干。
“热风既可以烘干衣服，又可以让屋里变得暖和”
他说。
对面是不屑一顾的爱德。
在黎平，吹风机突然燃烧起来，连马普安的袜子也被点着了，还有毛巾。
马普安嘴里骂着，急忙拔掉正在熔化的吹风机的插嘴，扑灭了火，房间里充满烧焦的尼龙和塑料的刺鼻味道。
马普安打开窗放烟，冷风袭面而来，他只好又跑到隔壁敲爱德的门。
“最新情况，黎平，12月17日，”
他说，“吹风机计划正式终止……”
12月21日我们离开黎平，这时距圣诞节只有四天了，我们让朋友寄了一些食品和礼物到剑河的一家饭店。
剑河是即将到达的下一座县城。
不能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过圣诞令人非常郁闷。
困在大山上又湿又冷的帐篷里，实在不该奢望太多，但我们还是忍不住满怀憧憬。
剑河远在160公里以外，而我们必须赶到，哪怕一天多走一倍的路程。
入夜很久了，我们还在走着，一路上都很泥泞，而我们对于自己的位置也是一知半解。
最糟糕的是山路上的幽闭恐怖症，浓重的雾气把可视距离限制在几米以内。
还好远处偶尔会传来一两声狗吠，多少驱散了一些过分静谧带来的不安。
我们必须不停地查看指南针，免得走错路。
12月23日。
我们计划住在高洋，它距黎平县西北边界很近。
但雾太大了，我们径直穿过了村子，完全没有意识到那就是高洋。
没办法，我们只得睡在了一片乌黑的傅翁村的孤零零的鼓楼里。
虽然离开了侗族聚居区，进入苗族地区，路遇的人们还是一样好客。
有人指点我们从傅翁向西，沿着一条小溪到达乌孟村，从那儿必须翻过老山界山脉才能到剑河县。
我们可以在乌孟吃午饭，又有人告诉我们:“直接去任何人家里问就行了”
确实是这样。
这种让外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做法在贵州这一带都适用，甚至像乌孟这样的汉族村镇也一样。
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这里是汉族村镇，因为人们的举止行为与我们刚到过的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况且他们说的普通话也不比侗族和苗族人说的好懂。
就人们对待外来者的行为来看，这个多民族地区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单一的文化。
一户姓吴的人家让我们用他们的厨房，厨房在冬天也用作起居室，因为那时候只有这间屋里还有点热乎气。
马普安从村子里的小铺子讨来一些茶油，算是解决了素食的问题。
爱德在房子中央的铁炉子上做了一些炒米饭，其间自然不乏围观者。
这是一个大房子，有好几个从村外来的人住在里面，他们在老山界的山坡上伐木打工。
几只大狗和一条刚出生的小狗在附近游荡，马普安注意到它们的待遇相当不错，这不同寻常。
我们以往见到的狗大都受虐待，经常挨打，甚至被吃掉。
我们总是纳闷为什么这些农民会养几条狗在身边，又不给狗起名字，只把它们当做麻烦。
马普安问一个叫李如森的伐木工:“你会吃那些狗吗?”
“会啊”
李如森回答。
“如果一个小孩子和其中一条狗有了感情，”
马普安接着问，“你还会杀了它然后吃掉吗?”
李如森想了一会，“不，那不能吃”
他坚决地说。
爱德问了一个肉食者的问题:“哪种狗最好吃?”
“老狗、嫩狗各有风味”
“你怎么杀狗?”
马普安问。
李如森指了指炉子边的一个木棍，“把它们打死”
“你能一下子就把它们打死吗?”
“不能”
李如森一边做着抡棍子的手势，一边用英语说:“One，two，three，four”
他笑着，吴和他的妻子也笑着。
这笑声实际是一种幼稚的兴奋，是对自己“会说英语”
的得意与炫耀。
笑还从来不曾给人如此怪异的感觉，马普安被他的同类吓住了。
城市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曾使他远离暴力，但现在，对动物施暴的情形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日记选摘，马普安，2002年12月8日今天一只狗向我冲过来，我本能地抄起手杖，准备使劲儿敲它的头。
但我看见它戴着一个项圈，肯定是谁家的宠物，实际上它是要对我表示友好。
我深感内疚。
在于都，爱德也放弃了肉食，因为这里的大多数人连分辨我们的外表都很困难，更别说各自的饮食习惯。
如果我们不在一起，他们常常把一个人认成另一个人。
爱德对于自己向素食者的转变暗暗高兴。
一方面，他可以在下次听到“马普安肯定没力气走完长征”
这种说法时，理直气壮地反驳。
另一方面，他总觉得在这场吃肉与否的道德辩论中，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折磨并杀死有灵性的生物，然后享受烹调、食用它的乐趣，这确实有点恐怖。
爱德觉得自己的矛盾心情只能用电影《危险人物》中约翰·屈伏塔的一句台词来解释:火腿实在太太太……太好吃了!
城市里吃肉的人们听不到动物被宰杀前的尖叫。
那是一种绝望的、令人心悸的声音。
在农村，屠宰准备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而死到临头的动物会一直叫个不停，因为它是有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