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遵义:不可承受之重(4)
一个小时后，几个男人赶着一群黑山羊与我们擦身而过。
我们问他们是不是去四川。
“不去，我们是贵州的，现在要回家。
不过跟我们走吧，我们可以告诉你们咋走。
你们去哪儿?”
“黄荆。
还有多远?”
“20里，天黑前你们可能赶不到那儿了。
还不如和我们找个地方住一晚”
可是我们着急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叙永县城。
李明霞、万欣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原来的同事苏葳，都会赶过来与我们一起过春节。
我们谢过牧羊人，他们随后爬上一座100米高的山梁，他们的房子就在那儿，淹没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
他们说沿着下面的这条路一直走，再翻过一座山就到四川了。
跟“里”
一样，“路”
也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
刚开始时，人和山羊常走的缓缓而上的坡道还清晰可辨。
可走着走着，身边的小河渐渐变成从山顶流出来的一线山涧。
淅淅沥沥的小雨像是漂浮在空气中，在深绿色的植被上方形成水幕。
我们好像身处世界上最寒冷的雨林中。
“李德可能都没走过这条路”
马普安说。
“他真有可能走过。
这是真正的长征路”
爱德说。
“也就你会这么说。
说实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正的红军路，对吧?”
马普安说。
“谁说我们不知道的?刚才那两个人说我们走的就是红军走过的路”
“没错，那又怎么样?”
“还有前面的牧羊人也是这么说的。
而且没等我们问，他们就主动说了”
“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但你知道当地人有时完全是一派胡言。
他们只说我们想听的话。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红军路可能还有好几英里远”
马普安说。
路突然转了个直角弯，一下子陡起来，几乎直上直下。
现在的“路”
简直就是一个50米高的泥和石头堆积而成的天梯。
“四川”
爱德说。
“天呀。
这么陡，我们走的肯定就是红军路”
马普安说。
两条瀑布从我们路对面的山腰喷薄而出，其中一条瀑布至少高达百米，另一条比它低10米左右。
天马上就要黑了，此刻，我们的视线越过瀑布，被另一番景象所吸引———高一点的瀑布上方有一块农田，离我们不远。
农田=人=食品和床。
感谢上帝!
我们来到一个大院子跟前，房子里面灯火通明。
透过开着的门扉，我们看到了火炉和一排热水瓶。
房子的主人是一个看上去30来岁的农民。
我们为自己的突然造访道歉，说我们本来要去黄荆，但天黑看不见路了，不知道晚上可不可以住在这里……“龙坝那儿有好多房子，”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去住在那儿?”
“但是天黑了，”
爱德说，“如果我们不能住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指指路?”
又是那样不经意地一挥手，让人摸不着头脑。
“走那条路，只要10分钟就到了”
“天太黑了，我们肯定找不着路。
你能带我们过去吗?”
沉默。
马普安打破了尴尬。
“现在太晚了，”
他说，“我们就在你的院子里搭帐篷吧。
我们不会打扰你的。
好吗?”
沉默。
我们扎好营地，开始做饭。
一群龙坝的年轻人正在这户人家里，他们不时离开主人温暖的火炉，轮流来看我们在干什么。
一个人还指着我们的帐篷，“下雨了，”
他问，“里面不冷吗?”
“很冷”
我们答复。
了解状况以后，我们的朋友自顾自地匆匆回到屋子里，搓着手驱寒。
如果旅游可以让人心胸开阔，为什么此时我们会对四川充满敌对情绪呢?没办法，有时候单单一个人就可以影响陌生人对一个村寨、一个城镇甚至一整个省的看法。
“四川人就这样”
李明霞是河南人，她听完我们在四川第一晚的遭遇如是说。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龙坝往下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终于找着了一条土路。
我们在沙山村遇到一个叫赵富平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们，这条路1987年才开通。
遇着他时，天已擦黑，而距黄荆还有几公里远。
这条路上有一座叫“红军桥”
的石桥，我们给它照了几张照片。
赵富平停下来跟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说，这座桥是原来的木桥烂掉后村民齐心协力建起来的。
我们正聊着，78岁的罗泽中从桥边的一座房子中走出来。
看到有客人，他很高兴。
他给我们描述了自己10岁时看到红军下山并通过原来的木桥的情景。
桥边的这座房子是他父亲盖的，他就生于此，长于此。
“进来喝杯茶”
罗泽中说。
日记选摘，爱德，2003年1月30日……我们已经遇到几个老红军，还有几十个长征目击者、向导等，但与他们的交谈都没有今天与罗泽中的交谈给我们的印象深刻。
对于其他人来说，过去的经历与现实已经脱节。
他们没有住在原来的地方，没有住在原来的屋子里，或者他们的住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和罗泽中在一起，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听他讲红军是如何在至今犹存的路上迎面走来，穿过至今犹存的麦田，经过至今犹存的房屋。
68年的时光好像在这一刻重现。
我感觉从未如此地贴近历史，它仿佛活生生地就在眼前，我可以呼吸到它的气息。
我的心灵被深深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