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遵义:不可承受之重(5)
沙山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村庄，住着善良的人。
但我们对德跃镇会下怎样仓促的判断呢?我们是第二天夜里，也就是除夕夜到达德跃的。
夜幕刚刚降临，街上挤满了孩子，他们点燃鞭炮，然后扔到别人身上。
除了那些卖鞭炮的，大人们根本无暇注意他们。
我们找到一家旅店，敲开门。
老板说:“你们不能住在这儿”
我们惊呆了。
“关门了，你们不能住在这儿”
爱德瞪着眼睛，非常吃惊，“但现在是除夕，我们能去哪儿呢?”
“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你叫什么名字?”
爱德问。
用这一招对付挑衅的或桀骜的人通常很灵，因为这个问题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会让对方非常不安。
果然，“王先生”
道歉了，但还是不让我们住。
旁边一家旅店的门也关着。
我们敲门，进屋，然后问正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晚会的那家人，我们可不可以住一晚上。
他们中岁数最大的男人赵中山腾地一下就站起来了。
他说，当然可以。
然后问我们要不要热水洗脚、洗脸。
日记选摘，马普安，叙永县城，2003年2月1日……苏葳的工作能力常被她身边的人，特别是她的上司低估。
但我和爱德从不会这样，从今往后就更不会了。
约摸一杯茶的工夫，苏葳来了。
她是《北京青年报》办的一张英文周报BeijingToday的记者。
我和爱德以前都在那儿工作过。
她刚20出头，在办公室里常显得害羞而没有自信，但她文静的外表下却深藏着一颗火热的心。
从我们俩有走新长征的念头开始，她就一直鼓励我们。
今天早上她乘飞机从北京飞抵重庆，然后坐车到叙永县城，在那里打了一辆出租车跑40公里和我们会合。
赵中山对她表示欢迎，给她也安排了一个房间。
然后他领我们去了一家小饭店，那里的厨师和服务员也不看电视了，都赶紧起身给我们张罗饭菜。
我们问当地人春节吃什么特别的。
他们说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吃得比较多。
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这些四川人呢?谁能代表德跃?是让我们吃闭门羹的王先生，还是热情欢迎我们的赵先生呢?苏葳没有疑惑。
“中国农民单纯热心，你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欢迎的”
她说。
第二天，也就是羊年的第一天，苏葳更进一步证明了她不是一个内向而害羞的温室里的花朵。
她和我们一起走了40公里到叙永。
在简陋的苗族城镇箭竹，我们进了一家小店，想买点饮料。
爱德选了一瓶“非常柠檬”
，当地超市卖元一瓶。
“5块钱”
店主说。
“新年好”
爱德说。
价格翻倍后的饮料确实解渴。
马普安说，店主肯定是因为“我们是外国人”
才骗我们的。
“不对，”
苏葳说，“他们也一样想骗我。
他们想骗所有外来人”
维护中国人形象的工作对苏葳来说，的确非常辛苦，她自己也遇到了烦恼。
公路上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人都冲我们大喊大叫。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可第一声“哈罗”
着实吓了她一跳，她说她一定是误解了别人的好意。
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这种行为绝不是表示友好，事实上是在戏弄我们。
被当成外国人，还被同胞嘲弄，这让苏葳难以接受。
“当一个外国人什么感觉?”
马普安问，他对陌生人的无礼早已视若无睹。
但苏葳是第一次在中国当“外国人”
，不论马普安说什么都无法抹平她受到的伤害。
“哈罗……”
苏葳问马普安为什么从来没写过“哈罗”
带给他的困扰。
“不可能。
我很久以前就已经不跟我的大多数中国朋友讨论这个话题了”
马普安解释道。
“为什么?”
苏葳问道。
“我不可能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认为那只是误会。
我只跟其他的外国人谈这件事”
苏葳几天后回到北京，决定写一写关于“哈罗”
的困扰。
她说，对我们外国读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
她的编辑骊新把她叫过去。
“你只是不了解”
她说，“这些向外国人喊‘哈罗’的人只是为了表示友好”
“有些人是这样，但大多数人纯粹是恶作剧。
他们用的是讥讽的语调”
苏葳说。
“不对，你听得不对。
他们只是农民，没有恶意”
骊新说，“这全是误解”
“她说出这些话时，我知道她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她不知道这样的感受，”
苏葳说，“就在这一刻，我知道你们，外国人，有怎样的感受了”
我们两点左右到达一座较大的城镇，震东，然后在那里的石桥饭店吃午饭。
我们的到来给饭店主人一家带来不小的震动。
“饭菜可能不对你们的口味”
服务员和厨师关切地问。
这样的话我们听过很多次了，知道如何应答。
“没事”
他们家的人，还有一些回来过节的亲朋好友正在聚餐。
很显然，他们已经喝了好几瓶白酒，还有几个人在厨房里忙活。
我们坐下来歇了一会儿后，就美美地享受到了一顿麻辣豆腐、木耳炒鸡蛋和炒米饭的大餐。
箭竹留给我们的负面影响依然还在，结账时我们打赌他们肯定会收“春节附加费。
苏葳的信念显然受到打击，她猜的价格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