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梦境放逐的人(1)

国共合作破裂。4月12日，大奢杀——鲁迅称作“血的游戏”——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在4月15日当天，广州的李济深等也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出动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解散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团体，逮捕**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发布命令“清党”，清除异端，一方面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凌晨。中山大学被包围。宿舍楼的每一层，都有“树的派”的头目带领武装把守，搜查，捕人。气氛十分恐怖。鲁迅闻讯，匆匆冒雨赶来参加紧急会议。在会议上，鲁迅郑重表明，对于学生的被捕，学校是负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出面担保他们。而且，人被抓走也总应该知道原委，他们犯了什么罪?仅仅宣布一个事实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建议，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对于如何处理学生被捕问题，他与朱家骅的意见是对立的。朱家骅认为，学校是“党校”，因此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干预政府干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运动，质问道：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而这种情况，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是了解的。作为过来人，为什么到今天会把这些全给忘了?为什么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辩解说，因为时局不同，当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如此一来，有何话说呢?他只能说：现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不能再走老路。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再次重复了一通“应该对学生负责”之类的话，而会议也就匆匆结束了。回到白云楼，悲愤之余，他决定辞职。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式提出辞呈，与此同时，许寿裳和许广平也一起辞去了各自的职务。关于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不无关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鲁迅和谢玉生给编者的信,透露了这一消息，结果引出顾颉刚写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鲁迅认为这是利用“党国所治”的一种恐吓,于是复了一信，因为顾颉刚未曾实行，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编杂文集子时,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插了进去。大约因为这是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故事,所以不愿轻易从此遗忘的罢。辞职之后，鲁迅更是深居简出，简直成了现时代的一名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表面上看来，他也确乎算得是“大隐”了，然而竟没有一点隐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搅缠在一起的痛苦，愤怒，焦灼和无耐。当此时刻，他想离开这个血泊而不能；只好暂且整理一下旧稿，借以排解内心的芜杂。一是《野草》。编完后，他写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临到结末，则有一种决死的悲壮与昂扬；像这种情辞激切的文字，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天地有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去罢，野草，连着的我的题辞。二是《旧事重提》，编集时,改作《朝花夕拾》。大约涉及回忆的缘故，写的《小引》有点悲凉，说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随身带来的旧稿，还有德国童话《小约翰》，待整理完毕，再作《引言》时，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阴郁中涌动起来了。他写道，所在这楼外的世界与童话中的风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欢，“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对大屠杀的暴露是明白的。这场“血的游戏”对他的刺戟实在太大了，扩大的血泊，使他根本无法绕开。然而，他说：“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