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梦境放逐的人(2)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个未经理性启蒙的社会里,群众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独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谓的“群众”，建立和维持其极权的统治。文章是明白的，体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的勇气；但是又是曲折的，隐晦的，因为写作者已然失去自由言议的环境。鲁迅特意指出，共和使人们变得沉默，这是深具讽刺意味的事。此外，他还变了手法，在翻译日人《书斋生活与其危险》一文的附记里写道：“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意谓：中国还有什么“言论自由”呢?在编1927年的杂感集《而已集》时，他将1926年10月写在《华盖集续篇》末尾的一段诗体文字重复用作题辞：这样我又看见这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文辞的重复使用标志着世事的螺旋变化,流血的历史在短时间内重现，延续，正好说明了新军阀也是旧军阀，他们是一丘之貉。身在现代而要做隐者甚难,何况鲁迅。来访者仍然不少，慕名前来的固然有，但也有侦探思想，伺机利用甚至降罚的。其间，鲁迅不无选择,但是必要时,他一样以身伺虎,不避危难,表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日本作家、诗人、新闻记者山上正义曾经记录过同鲁迅在广州几次会见的情形。最初在大钟楼，山上问到对广州的看法，鲁迅的回答落到广州的学生和青年的身上，认为他们把革命游戏化，因为对压迫摧残缺乏痛觉，所以使人感觉不到必要的真诚和严肃。实际上他说的仍然是一个信仰问题。谈到革命文学，他是否定它在中国的存在的。他说：“在广州，尽管有绝叫，有怒吼，但是没有思索；尽管有喜悦有兴奋，但是没有悲哀，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现在，连这绝叫和怒吼都没有了。大屠杀之后，记者眼中的鲁迅明显地变得更加阴郁和冷峻了。窗外，白云路的街道上不时传来急促的号声，口令声和脚步声。他们看到，原来是打着“工会”和“纠察队”的旗子的工人，并排在楼下走过。这就是“奉旨革命”。但是，所谓革命，已经完全为**与恐怖所代替了。后来，鲁迅还对山上谈到过：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古以来，只不过向外族学习他们的残酷性。这次革命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等词句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鲁迅的坚定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山上深为感动。从此，他决心翻译鲁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思考的一部作品：《阿Q正传》。他知道：这里面积淀了许多富于批判力量而又饱含人类同情的无比珍贵的物质。7日，鲁迅还先后应邀作过两次讲演。一次在知用中学，讲题普普通通：《读书杂谈》。在大屠杀之后，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对新的社会情势的认识，对革命的认识，对屠伯的认识。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他提出，要做“思索者”和“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他拿自己的吃荔枝作比，说是在先前出干荔枝，罐头荔枝，陈年荔枝，并且由此推及新鲜的荔枝是如何的好，结果吃过以后，才知道与原来猜想的大不相同，结论是说非到广州来吃便永远不会知道。其实，他说的是自己对于革命思想的幻灭过程。事实大于雄辩，实践重于理念；因此，他强调说，“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另一次讲演是在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题目古怪而冗赘，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胸有积悃，发为狂言；虽然名目是关于古代思想文化史的学术报告，却完全把学者的所谓“学术规范”的框架给打乱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