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家的围攻(3)

他沉着应战，2月23日，写下头一篇答文：《醉眼中的朦胧》。文中指出，真正“朦胧”的是革命文学家。他们扯不断同官僚军阀的瓜葛，然而以他们的敏感和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不敢太露骨地恭维现在的主子；和官僚军阀的瓜葛已断，本可以走向大众，毫无顾忌地说话，又担心大家记得他们的指挥刀，总之得有点朦胧。鲁迅说，在中国，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而对于感觉到的为黑暗势力所支配的社会现状，却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但当杀人如草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这算得是什么“革命者”，什么“革命文学家”呢?革命文学家立即组织反攻。除了《文化批判》，又有《战线》、《戈壁》，以及《文化战线》、《我们》、《流沙》、《洪荒》、《澎湃》等创刊，可以说，所有可利用的刊物都动员起来了。潘梓年以弱水的笔名发表《谈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批判鲁迅在论战中“冥顽不灵”，“冷嘲热讽”，回避问题，结论是“‘老头子’的确不行”。《文化批判》同期刊出创造社骨干分子的三篇长文：李初梨的《请看我们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冯乃超的《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编者著文特别推荐了这三篇文章，其实，文章并没有接触到实质性的理论问题，只是对鲁迅一味施以人身攻击，比如称鲁迅为“Don鲁迅”，“文坛的老骑士”，“战战兢兢的恐怖病者”，“最恶的煽动家”，“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无聊”，“无知”，“‘王婆骂街’的乱骂”，“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还有“‘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的病人”，“中国的救世主”，“死鼠一只”；称鲁迅的全部创作是“人道主义者的**照相”等等。成仿吾以笔名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称鲁迅为“梦游的人道主义者”，着重把鲁迅同人道主义连在一起进行批判。钱杏一样攻击鲁迅“和绍兴师爷卑劣侦探一样”，藏着“阴险刻毒的心”，“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当鲁迅发表《“醉眼”中的朦胧》之后，他立即写了《死去了的鲁迅》，说鲁迅完全是“绍兴师爷借刀杀人的手术”；他宣告说：阿Q时代固然已经死亡，其实鲁迅自己也走到了尽头，跟着死去的阿Q而死去了。编者在编后总结道：钱杏的文章给鲁迅“最后以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们不知道，鲁迅是一个老奴隶出身的战士，对于被打击看得太寻常了，虽然他可以据以反击的杂志只有一个《语丝》。3月6日，他写信给章廷谦说：“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语丝》16期发表了他的题作《文艺与革命》的通信，指出革命文学家的致命问题，惟在不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黑暗。针对“超时代”的逃避哲学，他强调文艺与社会的相依相生的关系，还特别批判了上海文坛中的行帮意识，说“现在要做一个什么家总非自己或熟人兼做批评不可，没有一伙，是不行的”，指出这种专一吹嘘同伙文章的现象是十分恶劣的。文中强调理论的实践意义，对革命文学家鼓吹的文艺即宣传的观点，也给予必要的辩驳和澄清。17期《语丝》又是鲁迅的文章，短小锋利，而且都是写于同一天的，一共六篇：《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堪称一以当十。这些文章，有谈革命，有谈文学，不是直接的论辩；但是在命意上，都一致地把对中国黑暗社会的暴露与对革命文学家逃避现实的批判结合起来。十天之后，鲁迅又写了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作为正面的答复。文章从弱水的谤文出发，指摘其中的矛盾可笑之处，并且发掘各各的根源。他说：“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却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创造派也声言反对资产阶级，讳言黑暗，厌恶人道主义，他们到底属于前后的哪一种类呢?答案是清楚的。对于革命文学家的围攻，鲁迅一经战斗，便颇不以为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然而，革命文学家并没有轻易放过他；最后的进攻仍然是凶猛的，连主帅也挥戈上阵了。6月，钱杏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宣布对鲁迅的绝望，说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只是任性，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对于如何看待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问题，钱杏的文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批判说，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他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也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因为“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所以“出路只有坟墓”，“只有‘没落’到底”。李初梨在一篇题作《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标准》的文章中，把艺术定义为“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悬拟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包含“结构和技巧”在内的艺术标准与“反映着何种的意识”的政治标准，并且规定了它们先后的位置。这种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观点，到了40年代被经典化和教条化，影响就深广许多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