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家的围攻(4)

《创造月刊》第二期集中刊发了批判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明确地把鲁迅当作“敌人”，“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eelligentsia的浦逃薮”；因此批判鲁迅，“‘除掉’鲁迅的教训”，便成了“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化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对鲁迅的歪曲和攻击特别厉害，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是：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正是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发表的当日，鲁迅又写下一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这是他进行正面论战的最后一组文章。他想及早结束这种近乎无聊的纠缠。对于论争的焦点之一——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有一段十分扼要的说明：“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并不以阶级性否定人性，但也反对以人性抹杀阶级性。他指出，创造派“自以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唯心的”。在迎战创造派的同时，也批了一下新月派如梁实秋者流的面颊。此后，革命文学家多少还有一些明枪暗箭，但都断断续续；而鲁迅，也还时时提起旧事，像当年同现代派斗争那样“不能带住”。然而，作为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战役，毕竟已告结束了。关于这次论争，鲁迅写信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40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提提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在论争中，鲁迅一面解剖论敌，一面解剖自己。既然论敌以“唯物史观”标榜自己，而又不愿意做介绍的工作，他只好加紧购读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且努力把它们译出来。对于这些书，他觉得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暖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从中得到说明。后来在编定的包括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杂文集《三闲集》的序言中还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校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托洛茨基的文艺观,与普列汉诺夫大致相近。鲁迅称之为“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托氏的《文学与革命》一书,尤其为鲁迅所喜爱，多次引述其中的观点，并选译过个别章节。在此期间,鲁迅还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两种著作：《艺术论》和《文艺批评》，作为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的补充。此外，鲁迅还重译了《文艺政策》一书。1929年4月出版的文艺理论论文集《壁下译丛》，作者除俄国的开培尔外,其余都是日本人；其中有有岛武郎，小路实笃,还有为他所喜欢的主张坚实而热烈的片上伸。创造派称鲁迅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断施以攻击，新月派也对“浅薄的人道主义”加以非难，一时形成鲁迅所称的“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为此，鲁迅选择翻译了苏联和日本的有关托尔斯泰的系列评论。苏联官方对于托尔斯泰的态度，基本上是列宁观点的过度阐释，“奖其技术，贬其思想”，是一种重新估价运动，鲁迅称之为“廓清运动”，同时对这种把观念同艺术截然分开的作法，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到了将来，自然还会有不同的言论的”。这里牵涉到一个知识分子角色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不应成为权力的附庸，也不应成为“知识”或“技术”的奴隶，他们应当拥有“道德力”，应当敢于抗争。鲁迅指出：“托尔斯泰还是难得的，敢于向有权力的反动统治阶级抗争，‘托尔斯泰样’可就不高明，一代不如一代!”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鲁迅陆续翻译了一批苏联“同路人”作家的作品。自从托洛茨基使用了“同路人”的概念之后，苏联文艺界便广泛地以此称呼大批的非党作家。这些作家，在他们国内，是受到自以为正统的如拉普“岗位派”一类人物所歧视，甚至敌视的；认为“同路人文学”在本质上是与革命目标相敌对的，反革命的。这种“狂妄的、一知半解和神气十足的**员架子”，与创造派极其相似。因此，他的翻译，与其说是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的现状，毋宁说他借此事实批判革命文学家的错误倾向，为长期陷于“瞒和骗”的中国文学创作提供一种新的范型。这时，遭到政府封禁的《语丝》已由北京迁到上海，由他担任编辑。他仍然觉得手头只有一份杂志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还得有揭载译文的场地。于是，他便同郁达夫共同主编了另一种刊物：《奔流》。实际上，整个编辑工作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翻译，编辑，校对，完后还得写编后记，还得搜集和安排插图。正如他所说，“因为《奔流》，终日奔得很忙”；“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