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2)

至于说到大众文艺，连环图画，唱本，鲁迅并不认为是没出息的。他说，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由来憎厌那种轻视民间文艺的自以为高贵的贵族化观点，而且并不以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理论的论战，由于左翼批评家是从党的理论和政策立场出发的，所以，一经党内的领导人的指示，很快地便偃旗息鼓了。令人不解的是，迟迟出战的鲁迅，却在同一营垒中人归于沉寂以后，竟独力把论战坚持下去。他接连观察到这样两种现象：其一是这些貌似超脱的理论的提倡者，已经卖身权门，同其他一些走狗文人为伍；还有一些更可怕的现象是，这些变化了的“第三种人”居然同自己的一些“同志”联成一气，甚至恶意地拿他当玩具了。随着情态的发展，尤其在1934年以后，他对所谓“第三种人”的态度也就变得日渐严厉起来。1932年11月9日夜间，周建人来寓，交给他一封“母病速归”的电报。次日上午，他冒雨购得车票，晚上向内山老板辞行，第三日早晨便匆匆北去了。到了北京，便立即写信给许广平，报道母亲稍愈的消息。此间，许广平也都不断给他写信，劝他写小说，或者玩玩，流露出女性特有的温存。往日的朋友，待他很好，使他深感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到的。但是，许羡苏已走，许寿裳不在，而许广平此刻也只能作纸上谈，内心是寂寞的。比起三年前的一次，显然少了那一份欣悦，而多了中年以后的怆凉。在京居留期间，他什么也没有写成，惟一的成绩或许仍是演说。他一共讲演了五次，在北京大学，在辅仁大学，在女子文理学院，在师范大学，在中国大学。听讲对象全是青年学生。关于讲演的盛况，报章揭载说，“在各大学演讲，平青年学生为之轰动，历次讲演地方均门碎窗破。自15年后，此种群众自动的热烈表现，惟东省事件之请愿运动差堪仿佛之。”这就是著名的“北平五讲”。所讲还是文艺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政治问题是透过这些貌似纯文化问题来表现。他指出，称中国文学为官僚文学是不错的。他对中国文学有一种很独特的分类法，就是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两大类。前一种是帮忙文学，但既帮忙也就得帮闲，帮闲文学实在也是帮忙文学。至于后一种虽然暂无忙可帮，无闲可帮，但身在山林，心存魏阙，毕竟是一家子。大凡要亡国的时候，皇帝无事，臣子便谈谈女人，谈谈酒，像六朝的南朝；开国时，这些人便做诏令，做敕，做宣言，做电报，做所谓皇皇大文。目下的文化人大谈女人与酒；岂吉兆哉!在此，鲁迅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回顾几年来革命文学演变的历史，鲁迅指出，在**统治下所谓“革命文学”是怎样成为“遵命文学”的。这里说的遵命文学，完全不同于他对自己在“呐喊”时期的创作的统称，而是指受官方保护的文学。他说，有几类人物是值得特别研究的：其一，胆小而要革命，如叶灵凤之流。其二如张资平之流，大讲马克思主义，其高超处使人难以理解，又绝非实际所可做到。这样的革命文学，其实仍是遵命文学，还有，便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于时代变迁中的旧道德，旧法律，旧制度毫不顾及，表面上仿佛很纯粹，实则也是遵命文学。他说，目下的作品，很难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多为劳苦大众，以他们的思想和文笔，都不足以构成文学。中国到底有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哪些才能算是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怎样估量它们的价值?至今，他仍然没有中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的“文学革命”，即西装先生的“皮鞋脚”胜利之后，下等人的“草鞋脚”要插进文坛；它遭到霸占文坛的“皮鞋脚”的拒绝，这也是当然的事。关于知识分子，他分为新旧两种。他的所谓“新”，并不包括浮游于社会上层的部分。新知识者立足于现实，在实际斗争中寻求自己的艺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自私，然而他的事业既然同大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单为自己的了。他指出，所谓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存在，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容纳个性自由发展的空间，可是，在中国这块历代**的国土上是连半点空隙也没有的。所以，要赢得自由和独立，就必须正对权势者，如果力图避开权势者的注意而奢谈什么“自由人”、“第三种人”，以及“为艺术而艺术”之类，倘不是幼稚或浅薄，那么简直就是欺骗了。谈到新兴的未来派艺术，他的评说也很独特。他说，文章本来有两种：一种是看得懂的，一种是看不懂的。不过人家欧洲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的——看不懂如未来派文学，虽然看不懂，却是拼了命的。但是中国就找不出这样的例子，老是做戏似的，常有新主义而货色照旧。他说还有一点希望，就是：作者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又不可放的太大。譬如文学，徜写所谓身边小说，说苦痛呵，穷呵，我爱女人而女人不爱我呵，那是很妥当的，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一说及中国社会，说及压迫和被压迫，就不行了。如果再远一点，说什么巴黎伦敦，再远如月界，天际，可又没有危险了。他告诫说，不要只注意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的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