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3)
最后一次讲演，题目是《文艺与武力》。
他说，凡是叫喊自由和反抗的文学，统治阶级一定要用武力加以压迫。
但是无效，于是使用麻醉政策，收买一些无耻文人，用文字加以粉饰。
不幸文学是社会的，不是几个人的，这就不免仍然有不平。
既然麻醉也无效，恶性循环，只好又诉诸武力了。
他又说，言论与文学，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
所以，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于新文学建设，实在是文化人当前的急务。
北京、上海、南京，还有各地方的报刊，纷纷报道鲁迅返回北京的情况，期间夹杂了不少流言。
有说他受了不愉快的压迫才悄然北游的，有说他负有特殊的使命的，有说他“卷土重来”
是为了做教授的，等等。
然而，这些于一个战士丝毫无损，他所关注的，惟是现实社会中的抗争。
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攻山海关，接着进犯热河。
国民党军队在热河的20万驻军不战自溃，致使关内大片土地相继沦亡。
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统治者造成加强控制的机会。
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其他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
的招牌下大力宣传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主义的一种点缀品或代偿品而已。
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以保护及营救政治犯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2月间在上海正式宣布成立。
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她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民保盟的执委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鲁迅应蔡元培邀请入盟，补选为执委。
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鲜明政治色彩的组织，但它只是争取民权，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
既然民保盟保障的是被政府定罪的人的人权，是整个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政府处在相对立的状态。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左联之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
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政治犯，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一党专政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
对于平常的集会，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是只要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整整有条。
随着政府方面的压力，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
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
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由民保盟等人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
同盟还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
，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
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
，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幕后策划者。
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加以揭露。
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
但是，他没有在所有有关的宣言上签名。
他知道，屠伯是决不会分神于抗议的；对于一个**政体，什么宣言都将不起作用。
他根本不愿意向政府乞求什么。
这样，剩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加倍工作。
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出版丁玲的书，让丁玲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
丁玲失踪后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吩咐尽快出书，出版后还得大做广告。
他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告诉良友主编赵家壁，得将丁玲的稿费分期分批寄出，以免被本家侵吞。
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始于民保盟成立前后。
每次开会，杨铨总是事先写了便条，请人驱车把鲁迅接到会场，会后则由他亲自陪送。
接待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时，两人的接触稍多，还曾合影过一次。
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
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
说起杨铨被害的情形，他认为，汽车被打烂，人被打死，而小孩子未受伤，可见杨铨临危仍然是清醒的，才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
对于杨铨临死时所表现的镇静的态度和人性的流露，赞叹之余，深表痛惜之情。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
走前不带钥匙。
他准备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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