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与启蒙(5)(图)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对发表伍实文章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鲁迅的谅解。1933年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文坛还有一场引人注目的论争，围绕《庄子》与《文选》问题，在鲁迅与施蛰存之间展开。9月29日，《大晚报》副刊《火炬》登出施蛰存填注的书目，一共两项，在“欲推荐给青年之书”一格写着：《庄子》，《文选》(为青年文学修养之根基)；《论语》，《孟子》，《颜氏家训》(为青年道德修养之根基)。《大晚报》固然是对他攻击最烈的一份报纸，但类似的书目，同他十年前回答《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的意见正好相反。中国的事情总是翻来覆去。鲁迅不禁因此联想到发生在青年中间的许多复旧现象：学写篆字，填词，自刻古式信封，把新诗写成方块，等等。这些新青年，进的是学校，丝毫没有沾染过八股毒，怎么竟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再想起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学外文，看洋书的那种进取之态，不免感慨系之。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写了《重三感旧》一文，并加了一条副题：“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前后比照，突出地显示历史倒退的现象。内容也如此，旨在证实“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文章批评的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非为施蛰存而发；施蛰存当然认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起而辩难，并且一直纠缠不休。鲁迅也韧得可以，回敬的文章不下半打，称之为“洋场恶少”。继《“感旧”以后》上下篇，以及《扑空》、《〈扑空〉正误》、《若“兼示”》之后，他又以不同的笔名，写下《反刍》、《归厚》、《难得糊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至此，论争才算告一段落。双方论争的一个重大触点是：如何看待五四传统问题。鲁迅从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两个方面进行统一考察。他向来看重思想革命，而把语言当作思想的载体。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从批评刘半农到施蛰存，回到继续“为白话战斗”的话题，至于思想道德方面，流传了千百年的孔孟之道，以及《家训》中的“颜氏渡世法”，难道是适合当今这个急剧变化的可生可死的大时代的吗?所以，鲁迅必须站出来，充当保卫“五四”的狙击手。在论争中，鲁迅并不专用力于施蛰存身上，他使用惯用的“春秋笔法”，旁及第三种人，胡适“放下官印，立地成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还有谣言文学，以及二丑艺术等等。因为讽刺的犀利，以致最后连文章也发不出去。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太多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了，而现在又来这套，非倒退而何。”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谈”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辩护。此外，还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暗箭。鲁迅没有从正面给予回击，他本来便认为施蛰存此举在于“取悦当道”，但当他确信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鲁迅来说，最先有《中央时报》的讨伐，接着有《时事日报》，后起的则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果然，次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100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76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多作品，都在这里遭到肆意的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分明是一种暗暗的死。1934年末，鲁迅又预料，当局又要“另结新样的网”了。然而，事态变化的迅速与严酷，又远远超乎意料之外。真是无法可想。鲁迅过去的老朋友林语堂，继《论语》之后创办《人间世》半月刊，提倡幽默小品。对于幽默与讽刺，鲁迅曾经指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力倡写真实，肯定作者介入现实斗争的热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澄清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居然把两人的作品捆到一起，然而，在左联内部，在批评《人间世》的同时，也对小品文取一律扫荡的态度：甚至特地开了会，公开提出反对写杂文，要写“伟大的作品”。这是鲁迅意想不到的。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