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个中国人的自尊(7)

台湾有一位作家叫柏杨，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他同太太来到北京，要请我吃饭。我去了。饭桌上除了柏杨和他太太以外，还有一位大陆研究海洋生物学的教授。那位教授戴着深度近视眼镜，满肚子关于鱼的高深学问。每上一盘有鱼的菜他就研究一番，然后告诉我们这是什么鱼，属于什么科。他从不看电影、电视，对我一无所知。大家对他一再引导，最后把我的名字及拍的电影全说出来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很少见到这样对我毫不了解的知识分子。他的书呆子劲儿很像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是这样，除了研究医学，对其他事一概不闻不问。看到面前的这位鱼专家，我有一种亲切感。我不停地同他谈话，他也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到“文化大革命”，说到他受到的种种迫害，我仿佛看到了我父母的遭遇，同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然后，柏杨夫妇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柏杨开始发议论，柏杨的夫人也开始批评，我逐渐不说话了。后来鱼专家也说得少了，几乎完全是柏杨和他的夫人在说。我开始不舒服了。听他们说着说着，我越来越觉得扎耳，终于，我扭头走了出去。63、祖国是我的妈妈我一个人坐在外边，气鼓鼓地像个蛤蟆。我不知道是在生谁的气。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生气。可是，我还是气得要命。其实在私底下，谁不知道我是牢骚大王？成天不满意这里，不满意那里，好像只有听我的意见，国家才会管理得好。而事实上，我们国家也确实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可是，祖国就像是我的妈妈，她的缺点我不容许人家来说。自己人说我会帮腔，外人说我会生气，会愤怒，会拍案而起，会忍不住驳他们的脸面，得罪他们。如果那位香港女士不是那么趾高气扬、那么得意。那样一字一句地宣告她是“香港”记者，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那个自贡的男记者不对她那么阿谀奉承、那么卑躬屈膝、那么帮着她来欺负我们大陆人，我当然不会去抢他的录音带。我非常恨那些洋奴。其实，他们永不可能改变他们的肤色、头发、祖宗，可他们偏要以外国人自居。我很恨像那位男记者一样的人。我后悔没有好好地骂他们一顿，让他们牢牢记住这次教训，从今以后老老实实做一个中国人。我事后想出了好多好多骂他们的精彩语言和惩罚他们的方法，比如说我不应该同他们针锋相对，我应该对他们不屑一顾，像鲁迅说的“最大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转过去”……等等等等，可在当时由于气愤到极点，什么也做不出来，而现在已再也没有机会了。我遗憾我没有权力取消那个自贡男记者的记者资格！64、逆反心理难以自制唉，在那段时间里，由于我的税务案，由于我的离婚案，由于我的名誉权案，我不仅没有能取消那位男士的记者资格，倒是他帮着别人取消了我说话的权利。许多在报社、杂志社工作的朋友，尤其是记者们，由于不明真相，对我的印象坏透了。而我却由于百口难辩，得不到社会的谅解，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我对摄影机、摄像机、照相机，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机那个机条件反射，无论多么重要的场合，不管旁边是怎么要好的朋友，只要看见照相机对着我就会神经质地大喊：“不要——！”完全不能自制。几个官司的折磨，使得我一看见穿制服或是提公文包的先生或女士就止不住心惊肉跳。我的生活充满了危机，为了保护自己，我“武装到了牙齿”，每天像一只准备战斗的刺猬。一看见记者就想吵架，记者看见我的脸色当然对我的印象不好，记者对我的印象不好我就更想同他们吵架，我更想同他们吵架他们就更对我印象不好，这种恶性循环圈越转越大，越传越广，它们同那几年发生的事件纠葛在一起，构成了我生命史上最困难重重的时期。现在，随着中国逐渐对外开放，同世界各国加强了交流，我高兴地看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增长，人们逐渐从自卑中走了出来。65、让人看看大陆明星群在北京机场，我亲眼看到一位内地人同香港人发生了争执，那位香港人傲慢地说，他不会说中国话。这句话触怒了在场所有的中国人，大家扑上去七嘴八舌对他进行了一场扎扎实实的教育。还有一次在长城饭店，一个懂中文的日本人由于一件小事对服务员有了意见，开始服务员耐心地向他解释，他仍然胡搅蛮缠。殊不知那位服务员牙尖嘴利，她有理、有利、有节地把那位日本人反驳得哑口无言，最后还请了饭店保卫部的同志把那位日本人赶了出去。在场观看的中国人无不拍手称快。我们拍台湾电视剧《风华绝代》，开始只有我一个大陆演员，后来在我潜移默化逐渐努力的争取下，大陆演员越来越多，最后在电视剧里占了70％的比例，成功地实现了“和平演变”。我精心地挑选优秀的、适合我们戏里角色的演员，把他们推荐、介绍到组里来。几乎每一个新到组的演员我都会先同他们谈话，进行一番“爱国主义的教育”，像一个政委。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组里的情况，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们一定要好好演，不可掉以轻心。因为这是大陆演员第一次真正进军台湾市场，我们不是在为自己演出，而是在为整个大陆的表演队伍演出，我们担负着证明大陆表演水平的重任，要让台湾观众在《风华绝代》里看到的不光是我一个人，要让他们看到更优秀、更出色，更灿烂夺目的大陆明星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