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中的中英较量（八）

在对北京谈判做了一番总的回顾与展望后，我和赫德都认为，中英谈判面临两种可能：达成或达不成协议。

我强调说，达成协议当然对各方面都有好处，但即使达不成，中方也有信心和能力实现平稳过渡，并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赫德摆出了达不成协议也不在乎的姿态，他用了SECONDBEST（次好）一词，说如果没有协议，只能是一个次好的选择，而这将对香港的信心和繁荣造成相当大的损害。

听他这么说，我便点明了中方“另起炉灶”

的前景。

我告诉他，如达不成协议，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议员的任期只能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

特区筹委会将在1996年制定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双方都明白，大家都在为谈判破裂做准备了。

关于选举方式的具体安排问题，双方都重申了各自的立场，无法取得任何进展。

在北京谈判的这个阶段，双方对于几类选举的具体安排方案和所持的立场，差不多都已表明。

英方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求把“直通车”

的确认标准问题与选举安排问题“平行地”

进行讨论。

在这次纽约会晤的前十天，赫德曾先给我转来一个信息，强调“直通车”

的确认标准，对英方来说是个“根本性”

问题，而在下一轮（9月26日的第12轮）谈判中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

的。

这将使英方能够在纽约会晤时全盘考虑谈判的前景。

如果把讨论推后，就无法就各项选举事宜取得进展。

我回复时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重申了中方的立场。

所谓“直通车”

的确认标准问题，是英方在北京谈判初期提出的一个想法。

英方的想法是，议员只要根据基本法第104条履行一个宣誓手续，即可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的议员。

中方认为，中方只能按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行事，不能侵犯全国人大授予特区筹委会对议员进行确认的权力。

中方还认为，这次谈判应该先解决1994/1995年度选举安排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果符合全国人大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才能谈得上对议员的确认。

也就是说，要先有“直通车”

，才能谈得上议员过渡的确认标准。

在纽约会晤中，赫德仍是重点促中方马上具体讨论确认标准问题，把这个问题称为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的关键。

我们清楚，英方最担心的，是全国人大决定中关于议员必须“拥护”

基本法、“愿意效忠”

特区的规定。

我当时表示，选举安排圆满解决了，如能与基本法相衔接，过渡便不会成为什么问题。

关于确认标准，我们不能替特区筹委会来定标准，只能谈点个人的解释性看法。

如果有个别议员不愿效忠特区、不拥护基本法，甚至反对基本法、反对“一国两制”

，不仅有言论，而且有行动，那他们就不符合标准，就不能过渡。

鉴于时间紧迫，为了推动北京谈判早日取得一些进展，我便向赫德再次建议，双方按“先易后难”

的原则，先解决比较简单的香港1994年区域组织的选举安排问题，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安排问题比较复杂，双方也还有时间，可以延后讨论。

赫德没有同意中方的建议，仍坚持主要问题应一起解决，要有总体一揽子解决办法。

后来，在北京谈判中，英方还是同意了先讨论区域组织选举安排问题，但又提出一些先决条件。

中方也做了不少让步，双方在区域组织选举安排方面基本取得一致。

可惜的是，英方在最后关头又提出要把1995年立法局的选举方法也扯到一起解决。

17轮谈判因11月27日英方单方面宣布而被迫中断。

北京谈判由此走向破裂。

11月30日，赫德外相给我来信，一方面就英方坚持一起解决1995年立法局选举方法进行辩解；一方面提出，英方决定在12月中旬即把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讨论。

实际上，这是英方在向中方摊牌。

针对英方的无理态度，我马上于次日回复赫德：中方绝不接受英方向香港立法局提交立法草案，而且不能把立法局的意见置于两国政府的会谈之上。

对中方来说，这是原则问题。

我重申了中方在4月谈判之始所做的声明，即如英方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局，就意味着双方谈判的中断。

英方不听中方的警告，一意孤行，坚持把政改方案付诸实施，于1994年2月和6月，陆续交由香港立法局通过。

中方立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正式发表声明：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作为英国管治香港的政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区议会、两个市政局和立法局，必将随英国管治期的结束而终结。

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架构将依据中国全国人大的决定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组建。

这表明，“直通车”

因英方的破坏而“不通”

了，中方不得不“另起炉灶。

中英双方围绕香港政制发展的这场交锋，至此告一段落，双方“分道扬镳”

，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