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南海上的混乱(2)(图)

查理和绿鹦鹉杰米（他唯一能合得来的，就算勉强合得来的鸟）在“维京天堂”号上交谈。查理：“嗨，杰米”。杰米：“去放风筝”查理：“王八蛋”杰米：“他妈的”他们开始互相模仿，互吹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

我们出海总带着查理，因为厨师威胁说如果让他和鹦鹉单独呆在一起就辞职，而查理一见他就骂。查理特别喜欢乘帆船出海，但他痛恨拖在船尾的快艇，我们用它滑水或往返帆船。只有当我们起动快艇时他才站在托平肩膀上。这已经成了他的星期日必修课。托平发动马达，噪音吓得查理从托平肩膀上掉下去，托平大叫起来“呵…！小心，查理！”我们的朋友托尼·格罗夫和道森·格罗夫一家从40年代早期就住在香港，快艇就是他们的，我们老是一起出海。他们总带着一只叫杰米的绿鹦鹉，这是查理惟一能合得来的鸟，嗯，就算勉强合得来吧。托尼给我们讲老香港的故事，查理和杰米就站在尾楼栏杆上聊个没完。他们的对话大概如此：“你好，查理。”“你好，杰米。”“干杯。你还好吗？”查理这阵儿最爱说这句。“去放风筝。”杰米说。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他不像查理那么礼貌。“哦，真的？是吗？”“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呵，小心，查理！你王八蛋！”杰米：“住嘴！住嘴！”查理(很可能是想换个话题)：“到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猫船长会瞪他们一眼，然后躲到一边。“他妈的，去放风筝！”查理开始模仿杰米，杰米也开始模仿查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冲对方尖叫，炫耀地上下晃动，吹着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船长痛恨鹦鹉们粗厉的怪叫，而经常和我们去游泳。我见过的猫就她喜欢水。一次一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撞了我们的车，我的胳膊骨折，挂了六个星期的绷带。游泳时我仰面躺在水上，胳膊撑在一块泡沫塑料板上以防石膏弄湿。船长看见就跳下水游到板上，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躲开唠叨的鹦鹉，在宁静的水面上享受片刻的安详。杰米的父亲托尼是香港一位名医。他那孩子气的充满活力的欢快神情掩饰了艰辛的过去。日本人1941年进攻香港时他被俘，和香港当时多数外国人一样，当了4年战俘。托尼是皇家海军的军医，在阿伯丁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这场入侵造成的毁灭可以简单地这样估算：日军进驻时香港有150万人，四年占领后只剩下不足50万人。托尼算幸运的。当时每月大约有两万人逃过新界和中国边界，钻进广东的山里避难。对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日本人有其他减少人口的办法。托尼记得，有些中国人因拒绝90度鞠躬，或因没有对日本人表现出足够尊敬，而被绑在树上当众鞭打或被当场杀死。成百上千的人被装上帆船扔到香港外围的荒岛上，那里没有吃的，没有淡水也没有房子。我们在这些荒岛附近滑水后会在海滩上野餐。走在细沙上，有时会踩到发亮的白骨。托尼怀疑那可能就是饿死者的残骸。有些人试着游回去而死在半路上。许多中国人至今不踏上这些闹鬼的荒岛，来过的人声称在风中能听到死者的轻诉。我们总是天黑前就撤离这些荒岛。一天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决定早点回家，这时才发现查理不见了，我们在船上四处喊叫寻找却不见回音。突然凯伦喊起来：“看，妈妈！他在水里。”没错，船尾50码处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飘荡。孩子们哭起来叫着“查理”，托平一头扎进刀子般的水中朝查理扑过去，这时我又听见那个小贩疯狂的大笑，我抬起头，查理就站在桅杆顶上，乐得要死，而托平正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白纸袋。查理毫无愧色。雨下来后，查理像个老练的水手滑下缆绳，然后我们起程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总得小心会有小帆船和舢舨在前面抢道，有几次差点撞上我们的船头。托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相信恶鬼追着中国南海上的每条船，为了甩掉这些恶鬼，船主会努力让他的船钻过另一条船的船头。住在中国时我听说过“风水”，但一直没找到能领会的解释。最好的一种解释出自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尼斯特·约翰·埃泰尔，他1862年来到香港，在此地及中国南方住了30多年。他对风水有专门研究，定义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