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南海上的混乱(2)(图)
查理和绿鹦鹉杰米(他唯一能合得来的,就算勉强合得来的鸟)在“维京天堂”号上交谈。查理:“嗨,杰米”。杰米:“去放风筝”查理:“王八蛋”杰米:“他妈的”他们开始互相模仿,互吹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
我们出海总带着查理,因为厨师威胁说如果让他和鹦鹉单独呆在一起就辞职,而查理一见他就骂。查理特别喜欢乘帆船出海,但他痛恨拖在船尾的快艇,我们用它滑水或往返帆船。只有当我们起动快艇时他才站在托平肩膀上。这已经成了他的星期日必修课。托平发动马达,噪音吓得查理从托平肩膀上掉下去,托平大叫起来“呵…!小心,查理!”我们的朋友托尼·格罗夫和道森·格罗夫一家从40年代早期就住在香港,快艇就是他们的,我们老是一起出海。他们总带着一只叫杰米的绿鹦鹉,这是查理惟一能合得来的鸟,嗯,就算勉强合得来吧。托尼给我们讲老香港的故事,查理和杰米就站在尾楼栏杆上聊个没完。他们的对话大概如此:“你好,查理。”“你好,杰米。”“干杯。你还好吗?”查理这阵儿最爱说这句。“去放风筝。”杰米说。这是他最爱用的词。他不像查理那么礼貌。“哦,真的?是吗?”“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呵,小心,查理!你王八蛋!”杰米:“住嘴!住嘴!”查理(很可能是想换个话题):“到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猫船长会瞪他们一眼,然后躲到一边。“他妈的,去放风筝!”查理开始模仿杰米,杰米也开始模仿查理。一会儿他们就开始冲对方尖叫,炫耀地上下晃动,吹着口哨。星期天下午就别想安静。船长痛恨鹦鹉们粗厉的怪叫,而经常和我们去游泳。我见过的猫就她喜欢水。一次一辆卡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撞了我们的车,我的胳膊骨折,挂了六个星期的绷带。游泳时我仰面躺在水上,胳膊撑在一块泡沫塑料板上以防石膏弄湿。船长看见就跳下水游到板上,这样我们俩就可以躲开唠叨的鹦鹉,在宁静的水面上享受片刻的安详。杰米的父亲托尼是香港一位名医。他那孩子气的充满活力的欢快神情掩饰了艰辛的过去。日本人1941年进攻香港时他被俘,和香港当时多数外国人一样,当了4年战俘。托尼是皇家海军的军医,在阿伯丁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这场入侵造成的毁灭可以简单地这样估算:日军进驻时香港有150万人,四年占领后只剩下不足50万人。托尼算幸运的。当时每月大约有两万人逃过新界和中国边界,钻进广东的山里避难。对那些无法逃跑的人,日本人有其他减少人口的办法。托尼记得,有些中国人因拒绝90度鞠躬,或因没有对日本人表现出足够尊敬,而被绑在树上当众鞭打或被当场杀死。成百上千的人被装上帆船扔到香港外围的荒岛上,那里没有吃的,没有淡水也没有房子。我们在这些荒岛附近滑水后会在海滩上野餐。走在细沙上,有时会踩到发亮的白骨。托尼怀疑那可能就是饿死者的残骸。有些人试着游回去而死在半路上。许多中国人至今不踏上这些闹鬼的荒岛,来过的人声称在风中能听到死者的轻诉。我们总是天黑前就撤离这些荒岛。一天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我们决定早点回家,这时才发现查理不见了,我们在船上四处喊叫寻找却不见回音。突然凯伦喊起来:“看,妈妈!他在水里。”没错,船尾50码处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飘荡。孩子们哭起来叫着“查理”,托平一头扎进刀子般的水中朝查理扑过去,这时我又听见那个小贩疯狂的大笑,我抬起头,查理就站在桅杆顶上,乐得要死,而托平正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白纸袋。查理毫无愧色。雨下来后,查理像个老练的水手滑下缆绳,然后我们起程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总得小心会有小帆船和舢舨在前面抢道,有几次差点撞上我们的船头。托尼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风水。相信恶鬼追着中国南海上的每条船,为了甩掉这些恶鬼,船主会努力让他的船钻过另一条船的船头。住在中国时我听说过“风水”,但一直没找到能领会的解释。最好的一种解释出自著名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厄尼斯特·约翰·埃泰尔,他1862年来到香港,在此地及中国南方住了30多年。他对风水有专门研究,定义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