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奥戴丽离开查理去中国(1)(图)

奥戴丽、父亲朗宁与周恩来（1971）

查理对自己作为家庭一员的地位越来越感到安全，并且满怀信心，以为他的替身母亲和主要供养者会始终陪伴他；可就在这时，我不得不离开查理去中国旅行。天赐良机，我可以成为最早看到**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但我担心自己突然离去会动摇查理的安全感。爸爸去北越的第二天，我意外地得到了驻香港的中国旅行社的签证，我可以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我两星期前提出了申请，但断定会像其他西方记者一样遭到拒签。时值1966年夏天，加拿大是7年后，而美国是13年后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鬼子”当时不受欢迎，而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去中国。因此中国人给我旅游签证的确让我大吃一惊。我是以一位加拿大家庭主妇的身份提出申请的。表中问到是否去过中国，我没提在内战中曾在中国呆过两年，也没提生在中国的父亲曾在**的宿敌蒋委员长的南京政府任外交官。17年前我从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撤离，解放军随后跨过长江占领了南京。我急切地想把旧中国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番比较，但这意味着我要暂时撇下家人。我可以向孩子们做出解释，但我知道查理会感到绝望。爸爸去了北越，托平被派往南越，苏姗和凯伦在台湾的一家美国教会学校莫里森学院上学，而罗宾和莱斯莉整天呆在香港的英国学校。尽管陈和邵莹已经和查理成了好朋友，并且对他照顾得很好，但他们不可能整天陪着他，而查理已经习惯整天有人陪。他将不得不在这块英属殖民地上和猫交际，而他对此显然没有兴趣。他将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的大多数人类伙伴突然抛弃了他。我左右为难，因为我知道他是极敏感且易受伤害的动物。可这次的确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使我成为最早的西方记者从竹帘后进入未知的“红色中国”。我不会为一只鸟放弃这富于挑战的经历。但尽管我这样劝慰自己，我还是深感愧疚并且害怕查理永远不会原谅我。如果当时我知道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很可能会选择留在查理身边。我安排好《纽约时报杂志》的一项任务，第二个星期和查理和姑娘们吻别起程去中国。托平送我到九龙火车站，忧心忡忡地和我吻别，看着我登上九龙列车驶往中国边界。“九龙”是指九条龙，八条是呈半圆形环绕港口的八座山；第九条是寓意上的龙，意指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传说他在13世纪隐居在此躲避蒙古可汗凶悍的铁骑。我并不担心龙。列车逶迤驶过新界，经过九龙之一的阿玛岩驶向罗湖。我走下英国火车，提着大包小包和照像机，独自走过三春江上的铁路桥，走向红色中国，心中越来越担心。海关大楼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墙上新刷的大字报颂扬着社会主义并谴责美帝国主义。迎面站着两个表情严肃的解放军士兵，肩上斜挎着上了刺刀的冲锋枪。“你好——Hello，”我走上前，尽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他们一脸雾水，随后咧嘴笑了。“你好，你好。”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我可否给他们拍照。(在香港，大家都说英语和广东话。)他们摇头说“不要。”“为什么不要？”他们还来不及回答，一位讲英语的官员就挥手跑过来，好像我正在收买国家机密。“我只想拍张照片。”我解释着。“不行，”他指着对面的英国士兵说，“英国人禁止在桥上拍照。”他抓着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推进一条带篷的木地板通道，通向海关大厅。通道两边挂着**的巨幅画像和宣传画，画上坚定、英俊、两眼怒火的中国人踢得肥胖的黄皮肤的美国人抱头鼠窜。在大厅入口，一位穿蓝中山装满面怒容的官员问我有没有值钱的玉器、书、鸦片、彩票或鸽子。“没有，”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他仔细查看我的加拿大护照，见有台湾签证，就粗鲁地问我为什么有4次台湾签证，难道我不知道那是敌占区？我解释说有两个孩子在台湾的一所美国学校上学，我必须去看她们。他锐利的眼睛紧盯着我，叫我别动，然后就不见了。我想要是我真带了只鸽子，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终于他手拿红蜡笔回来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用笔在台湾签证上打了一个大大的“？”(有你好看的，台湾！)，然后笑了一下把我交给一位年轻的女海关检查员。她要看我的3个相机。让我意外的是她还要看我的胶卷。我打开箱子，从鞋里和各种挤出的空间掏胶卷。她神情严肃起来“你有多少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