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奥戴丽离开查理去中国(2)(图)

邓小平第一次公开露面。1973年12月奥戴丽、父亲切斯特.朗宁、苏珊.托平和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火车站等候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到来。

“大概60卷。”“你只能带36卷，剩下的留在这儿，出关时再取。”“可没人告诉我这个规则。”我恳求着。“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上级。”这回我肯定要被送回查理身边而去不成中国了。她领来一位上年纪的官员，怀疑地看着我，“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胶卷？”我想这下完了。他们一定发现我丈夫是位美国记者，而我为《纽约时报》工作。查理，我就要回家了，如果他们不把我关进监狱。我强作欢笑，“中国太美了，我想尽可能多拍些照片给我的5个孩子看。”我等着他们揭穿我。“5个孩子？”他挑了下眉毛，“是男孩吗？”“一个是，”我骄傲地说“最小的一个是男孩，叫查理。”“呵，不错，嗯，4个女孩。”他看上去很同情。“嗯，那每多出一卷要收10块钱(5美元。)”“OK，OK，没关系。”我答应着。知道中国人喜欢讨价还价，我想起那个小贩，然后做出难过的表情，“其实我也不是非带那么多不可。”他突然笑了一下说，“如果你真的要多拍些照片给儿子看，我们特例开恩准许你带进去。”我对他千恩万谢，代表我儿子查理和我自己，一边赶快把胶卷塞回鞋里。我拉上提包拉链，那位女检查员笑着重复了一遍“这可是特例开恩。”她握了握我的手，“欢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树上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歌唱祖国》，我在歌声中登上火车继续我的红色中国之行。与过去不同，如今火车都是正点。车上一尘不染，也没有苍蝇。服务员都穿着白制服给少数几位乘客供应绿茶。我感觉自己像在一间病房。车上一直播放着爱国歌曲，我终于在茶桌下找到一个按钮将它关掉，这是我在苏联学会的一招。我向窗外望去，其他乘客都松了口气，原谅了这些无知的外国人。眼前景物和17年前一样，永恒的中国。翠绿色的稻田伸展到天边，农夫趟着没膝的泥水，扶着长角水牛拉的木犁，竹制的船帆滑过运河水面。崎岖的小路两边排着拱形柳树，光脊梁的小孩戴着锥形草帽，赶着白色鸭群和尖叫的黑色猪群走向远处的塔楼。还有上年纪的女人肩上背着柴火捆、超载的驴、在溪边叽叽喳喳的乡下女人拍打着洗衣服。且慢。这些农民的草帽上戴着红五星，而且他们的劳动是有组织的。每个人都穿着一样的高领敞袖宽大束腰外衣和蓝色大裆裤，经常是补丁摞补丁。很多墙上用红色大字刷着党的口号：“**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走狗！”红色中国好像只剩下这些“走狗”了，所有的野狗都在50年代初的“除四害”运动中被集中屠杀了。再没有狗看守农民自家的土地。接着我突然醒过来：再也没有农民自家的土地了，过去用来分开各家土地的泥土篱笆都不见了。整个土地合并成了大的人民公社，时不时可以看到带铁丝网围墙和红五星水泥门柱的党委会驻地。成行的妇女儿童戴着草帽、穿着凉鞋从木桶里舀出夜间粪便撒在麦田和稻田里。风偶尔会把粪味吹过来，大家就急忙关车窗。呵，是有些视觉上的变化，但中国的氛围还是那样。在广州，会讲英语的欢快的陆小姐开始作我的导游。随后17天，我们一起愉快地走访了几座沿海城市和南京，中国内战期间我曾在此住了两年。在每座城市，早上我都被同样的方式吵醒：嘹亮的军乐、行军曲和断断续续的高喊声：“一、二、三、四。”窗外是肩背木枪的青年男女在操练，我已经很难认出南京了——这座横跨长江两岸的古都。当年我住在一座巨大的石屋里，二战时一位日军将领曾住在这里。由于北方的内战，城里到处是生病饥饿的难民。我当时是南京大学的学生，每天坐黄包车上学。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碰到几具遗弃的难民尸体(有的盖着草或麻袋)，都是饿死或夜里冻死的。没人出钱掩埋尸体，只好等垃圾车将他们收走。虚弱的乞丐满街都是，马、驴、狗因受虐待和挨饿而情况更糟。如今，17年后，街道干净整洁，城里种了1百多万棵树，街上也没有乞丐和鸦片瘾君子。在火车站一位英俊的年轻人来接我问我是否还认得他，我当然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