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查理环飞世界(1)

托平在亚洲报导了五年战争和革命后又被《纽约时报》派往当时联邦德国的首都柏林。拖家带口搬这么远可不是件容易事。我们已经在西柏林度过了冷战中最冷的3年，再回去让人感觉像是要重来一遍。可我们别无选择。时报已经决定把他派回欧洲，培养他将来当海外版编辑。对我来说，这次搬家意义重大，因为我的亚洲口炎性腹泻又犯了，一些长年生活在东方的西方妇女会得这种血液病。我第一次是在南京生活了两年半后得的，后来在印度支那又复发。惟一的治疗办法是注射B12并且换气候。道森·格鲁弗斯医生建议我立刻离开香港，尤其当他得知我祖母36岁就在中国死于口炎性腹泻（当时他们还没有发明这些药）。也许我继承了她的易感性，而且我又怀孕了，因此，遵从医嘱显得越发刻不容缓。一大家子经常搬来搬去总是不可避免充满混乱和伤情离别，这次也一样。孩子们痛恨转校，离开朋友，但最难过的是告别陈、邵莹和他们的孩子，当时我们没想到最终能把他们一家弄到纽约。最难的是不得不卖掉美丽的中国帆船。我曾想沿莱茵河把船开到波恩，但托平打消了我的念头说水流太急太危险。不幸的是因为时间紧迫，我们不得不把船卖给一对粗鄙的夫妇，他们肯定不会欣赏那些充满象征意味的木雕。于是，在一个星夜，我们又一次救下这些木雕，把它们和中国古董、家俱一起打包用船运往德国。接下来安排孩子们、猫和查理去波恩的长途飞行。查理似乎对所有不寻常的行动都感到兴奋，而猫通常总是无法忍受。我们给查理的笼子装上复杂的挂锁，希望在抵达前他不会猜出如何开锁；还有为船长、泥巴和老虎特制的带活动便盒的竹篓。查理简直是不可多得的超级旅伴，而猫可以说从不想去任何陌生地方。不幸的是惟一能装下这一大家子的是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老式运输机，而且在飞抵波恩前要在曼谷、仰光、卡尔库塔、德黑兰、巴格达、安卡拉和罗马降落。印度空姐身披飘摆的莎丽服，脑门头上点着朱砂痣，她对鹦鹉和猫深表同情，但坚持必须把他们放在行李舱。对这些享受惯的动物来说，这是很大的侮辱。到了第一站曼谷，我们坚持要看看宠物是否安然无恙。我要求着装入时的空姐允许我们给动物喂食并更换猫的便盒，她勉强同意，叫来两位男乘务员，小心翼翼地卸下查理的笼子和猫篓，也没有反对我取出查理放在肩上，这样查理就能和孩子们和猫打招呼。我觉得需要让查理安心，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弃或又遭绑架。除了等待起飞无事可做，机组人员和其他乘客也过来围观。让我吃惊的是查理似乎非常自信，他看了一眼周围，然后开始表演，就像是竞选总统。他先用英语礼貌地问候人群，然后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诸位好，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还分别问候每只猫，“这儿来，猫咪，猫咪，猫咪。”他叫着，并把喙子伸进竹篓，好让他们用鼻子亲他。然后他安抚地低吟，而猫则可怜巴巴地哼叽。我不敢把猫放出来，否则他们会受惊而四处乱窜躲起来。不过会面让猫感到安心，而查理的观众对他的表演深感欢心。我把他放回笼子时，他把大家都逗乐了；他抬起一只脚挥舞告别：“Bye，Bye，Bye，Bye！”那样子就像在综艺舞台庄重谢幕。到了仰光，两位乘务员不用提醒就把动物园卸下来。我们下飞机时，他们已经和猫、查理在机侧等着我们。于是再来一遍，查理还是明星，机场所有的缅甸人都跑来看演出。到卡尔库塔时，好像有关这只机上降生的不可思议的鹦鹉的消息已经先期抵达，但我肯定这是巧合。一群头戴五颜六色头巾的锡克教徒正在跑道上等着，他们要去旁遮普寻找一位导师，他们围住叽叽喳喳的鹦鹉，而查理已经厌烦了重复，这次他做出了惊人之举。他竖起桔黄色冠子以示敬礼，然后用旁遮普语说了些肯定很机智的话，因为所有大胡子锡克人都大笑起来，会心地点头。查理笑得比谁都响，而他的新信徒都用传统方式双手合什以示尊敬。从机场出口跑来的印度小孩对我们金发蓝眼的姑娘们更感兴趣，都挤过来看外国人。查理吃醋了，为了引起孩子们的注意，他抖开翅膀扯着嗓子尖叫：“超级查理！超级查理！”锡克人抱起他跟着喊：“超级查理，超级查理！”最后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在吟唱圣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