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查理环飞世界(2)

身为记者的丈夫向来反对任何夸张，但我还是冒着得罪他的危险告诉他我有理由相信到查理挥手说再见时，这些着迷的锡克人会把这只神奇的鹦鹉带到阿姆里查的金庙立为11世导师。（第10世导师1708年去世，他们现在肯定特别急切）。我看得出这种注目已经植入查理的脑海，而且尽管我不愿承认，也植入了我的意识。在巴格达，连骑骆驼的人都奔过来看演出。我们名声大振。我们将一起登上世界大舞台，我已经预见到这一天。教皇本人肯定会在罗马机场跑道上迎接我们。实际上正因为在巴格达引发了巨大的骚乱，到了罗马乘务员才不让我们下飞机。因此，伟大的白人导师查理将只能回忆自己在东方受到的过度礼遇，而让西方去猜测错过了多么精彩的节目。但我明白这已经整个改变了鹦鹉查理。在波恩，我们住进了莱茵河上的尚伯格霍夫酒店，刚赶上给大孩子们注册上学。凯伦去了美**队学校，苏姗上了一家很好的德国学校，名叫尼古拉斯·埃森苏斯体育馆。她们很高兴，因为莫斯科的学校和台中的莫里森教会学校纪律严明，而德国却很自由。在莫斯科，她们得穿白腰的黑裙；而在台湾，着装和纪律要求严得不通情理；裙子下摆必须遮住膝盖，而且姑娘不能穿漆皮鞋，因为反光太亮。在波恩，我们给姑娘们穿上皮短裤和高筒袜还给她们买了自行车，这样她们就能和别的孩子一样骑车上学。然后买了一辆大众，租了一座带家具的房子，房东恨小孩和动物。苏姗和凯伦的德语已经相当不错，因为在西柏林时，她们已经在德国学校上了3年；但莱斯莉和罗宾（尽管她生在德国）却是初学者。托平和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因此我们决定温习德语。查理站在大吊灯的架子上监督上课，学得比谁都快。他好像很喜欢这些新的浊重的喉音。孩子们把老师叫海尔·史克格鲁伯，每次他教新东西，查理都会喊“当然。”好像他听懂了每句话。他学会的第一句德语是“最近怎么样？”不管碰到谁他都重复这句话。我们从尚伯格霍夫酒店搬到租房的头天夜里，《纽约时报》的主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给托平打来电话（当然，是在凌晨两点）。“托平，你还想当海外版编辑吗？”“等一下，克利夫，”托平看着我，“奥戴丽，你想让我当海外版编辑吗？这意味着我们得去纽约。”“太好了！”我叫了一声，“太好了，太好了，就当海外版编辑！”“好的，就这样。一星期后来向我报到。玛格丽特问你们好。晚安。”托平摇了摇头看看自己是不是真醒了。“嗯，我可能几天后就得动身，你得卖掉东西，打包，和孩子们随后来。”现在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他在伦敦、柏林和莫斯科就玩过这一套。我用最平静的语气说：“休想，亲爱的！这次我们一起走。”我们真的一起走了。四辆出租车组成的车队把我们全家和行李运到机场：一辆是查理、托平和我；一辆是孩子们和猫；两辆拉行李。自从中东和印度的成功之旅，查理出行时总带着特殊的骄傲神色。他像政客一样挺起胸膛，见到每个人都打招呼。“当然，怎么样？”他用新学会的粗嗓子叫道：“你近来怎么样？”出租司机终于忍不住回头问托平：“你们是巡回马戏团吗？”“是的，”托平叹了口气，“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