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查理发现美国(1)(图)

查理从隐蔽处喊道：“嗨，哥们！”邮递员四处看看，试探着说了声：“hello”“关门！回去把门关上！”查理大叫。“你在哪儿？”邮递员迷惑的问。查理模仿香港小贩怪笑起来，邮递员跳上他的卡车飞驰而去。

到纽约已是午夜，全家精疲力尽；孩子们和猫都在高声抱怨，查理却异常欢快让人心烦。也许让人心烦，但他却非常有用，真让人吃惊，他的谈话帮我们顺利通过海关。1966年，冷战还在热烈进行，美国国务院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敌人，他们称中国为“黄色威胁”或“红色恐怖”。红色中国生产的东西属于违禁物品不得进入美国。(消费者，这值得深思！)我们刚在香港呆了三年，孩子们一天天大起来，理所当然，我们的衣服都是中国造的，还有那些藤条箱里的所有东西，除了姑娘们的德国皮短裤。似乎不可避免，海关会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标签并没收所有东西。另外，空姐还告诉我们最近刚实行禁止鹦鹉，因为爆发了鹦鹉热病。我们召开了几次家庭会议讨论如何偷运查理，但此刻我已精疲力尽无心多想了。我私下里希望海关没收所有东西：包括丈夫、孩子和动物，而另选别人和他们打交道。没这么走运。我们抱起叽叽喳喳的查理和哼哼叽叽的猫(可能是因为系着行李安全带长途飞行而晕机)走向海关。我们故意选了一个看上去疲惫不堪的官员，希望能吓住他；并让孩子们吵闹，制造混乱；孩子们觉得很好玩并且出色完成了任务。那位鼻子粉红的大个子官员打量着我们这么一大帮子，脸都白了：三个竹篓里猫在嗥叫；15只藤条箱，6个柳条篮子，四个哭闹不止让人生厌的小孩；满脸愁容一触即发的父亲和精疲力竭的怀孕母亲，手提一个大黄铜笼子。他使劲翻了翻眼珠，指着笼子，闷声问道：“那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查理就口齿清晰地说“你好，查理。”海关官员一脸困惑：“谁在说话？”“你好，查理！最近怎么样？”查理重复着。大个子摇摇头，一脸惊异转成了微笑，“这鸟可真了不起，他怎么知道我叫查理？”“他有特异功能，”我说，“也许还会心灵感应。”官员有点怀疑“真的吗？”“是的，真的吗？”查理大声叫道。再看一眼我们的队列，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突然他好像有点撑不住了，迷糊的眼神露出一丝恐慌。“好吧，好吧。”他嘟囔着，举起双手像是挡开猛烈进攻。“走吧，离开这。全体。快。安静地离开，OK？”“OK！Bye-bye，查理，”查理尖叫着，“Bye-bye，嘿嘿嘿。”我又回头看一眼那可怜的家伙，他正一脸惊异地盯着我们。离开德国前，我们联系了在南京时结识的老朋友。汉克·利伯曼曾是前《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还有他美丽的妻子凯，当时被国务院派往中国，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利伯曼夫妇和两个孩子住在纽约一个郊区——斯卡斯黛尔。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但在纽约的熟人中，只有他们在这么仓促的情况下如此慷慨地主动提出接纳我们全家，直到我们找到住处。时值九月，学校刚开学。托平去斯卡斯黛尔高中给苏姗注册，但校方说学校只收当地居民的孩子。“当然，我们就住这儿。”情急之下，托平编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而校方没人想到要核实一下。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纽约时报》海外版编辑。接着他去斯卡斯黛尔初中给凯伦和莱斯莉注册，再去海斯科特小学给罗宾注册，每次都重演一遍这套把戏。这下四个女儿分别在三个学校上学，我们真得找个住处了，不然会引发丑闻，败坏报纸的声誉。我们就这样在斯卡斯黛尔定居下来，而托平也成了《纽约时报》第一位不住在纽约城里而住在郊区的高层编辑。一切都是即兴所为而非长远计划。那些东方宝贝和家具还在去德国的海上，我们本来计划会在那儿住几年。现在我们得找一个带家具的房子。托平一家和他们的随从撤到附近的一个舒适房子后，心地善良的利伯曼夫妇也禁不住松了口气。我们在一个农舍住了六个月，同时准备买房子。最后选定一座相当时髦的仿维多利亚式老房子，共3层，房间有松木壁板，还有很多大窗户用来采光。橡木地板已经起皮，5个壁炉，檐上有白釉蓝彩陶器；滑轮式电梯，我们趁孩子们还没从平台上摔下来赶紧把绳子钉起来。还有一座带活门的小木屋(跟祖父的一模一样)，带山形墙的铜屋顶已经有了一层柔软的铜绿。这座房子，外带一个马车屋，大约建于1900年。在香港，我们住的公寓很现代化，而那些中国家具正适合这座老房子。外面有宽敞的花园，周围是一小片老树林，查理和猫对这一切欢欣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