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文章摘要
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
——《乡谣》等“日子三部曲”研讨会发言及专家文章摘要
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等“日子三部曲”出版后，在社会和文学引起广泛关注。近期，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研讨会。中宣部文艺局、中国作协、总政宣传部的领导和评论家30余人出席了研讨。现将专家的评论和发言摘要如下：
《乡谣》等“日子三部曲”的研讨会，由于**和种种原因，筹备了近一年。最近会很多，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会，这三部作品很精彩，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收获，也是黄国荣前半生生活的结晶。很有必要对三部作品作一番研究。
——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雷达(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年9月18日)
我认为这三部小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三部作品是国荣前半生生活经历的精华的浓缩，写了部队生活、乡村生活，又写了都市生活，这些生活都是他经历过的，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像《乡谣》里的吴文化色彩，《兵谣》中的兵营色彩，我感觉非常真实，很可信。国荣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了几个让人难忘的典型人物。古义宝、汪二祥，都是我们近几年来创作上的重要收获。塑造人物用了非常个性化的方式，显示了典型化塑造人物的生命力。三部曲都有发展。《兵谣》沿着古义宝个人成长线索走，显得比较单一。果然，他在《街谣》里就以三个人生命历程的三条线索同时平行展开，显示了生活的多样丰富，也显示了他对艺术的不断追求。同时三部作品在语言和生活气息方面，在人物细节的刻划画方面，生活的风趣方面，都给我们以新鲜厚重的感受，构成了“三部曲”成为我们长篇小说创作重要收获的要素。
——作协党组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我非常敬佩黄国荣，他长期担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而且分管发行和经营管理工作。我自己搞出版，我知道这个职务是日理万机的职务，同时他还长期兼任版协经营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那也是个非常辛苦、非常劳累、非常操心的职务。但我非常奇怪，他在担任两个“非常”职务的情况下，而且他不是个挂着职务不干事的人，他还能写出那么多的小说，一部接一部的小说，文学界、评论界反映很有生活，评价都很好。
——作协党组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张胜友(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
黄国荣同志的《乡谣》《兵谣》、《街谣》“日子三部曲”的独特，在于它那种不可拒绝的阅读诱惑，它的真实让人不知不觉便身陷其中动情动容。小说的原创性、鲜活真实的人物及弥漫字里行间的生活气息和文化意蕴，是获得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喜爱之所在，也是他的独特之标志。
小说能留给历史的只有人物。黄国荣用八年时间“磨”他的作品，他对笔下人物的酝酿多达20年，可以说这些人物都是他从身边抓出来的。汪二祥“憨”与“精”多元性格的双重组合，写出了中国普通农民的人生和他们的生存状态，成为阿Q在新时代的深化与发展。像二祥在大庭广众面前用脚步捡钱、跌跤捡烟、在上海讨钱又丢钱、许茂法与周菜花食与性的交换等等细节，没有平民的视角，没有与群众血肉相融，没有长期对老百姓深切的关注，作者是发现不了的。
——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少将王兆海(摘自解放军报《“三贴近”的成功收获》2003、11、6)
“日子三部曲”出版先后有几年了，今天仍能感受到一种先进精神的震撼力，一种出色艺术创造的感染力和一些对文艺创作的有益启示。因为书中鲜明地表达出一种思想解放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种要脱离某种僵化的精神束缚健康成长的追求，而且也体现出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与形而上学理论的鲜明对照。
《乡谣》在人物塑造上达到了作者创作中的一个高度，塑造了一个当代文学农民形象中少见的普通农民形象。小说十分可贵的是通过二祥和他的乡亲与小村的描写，生动反映出解放前后五十年的农村发展史，反映出作者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挫折与进步的积极思考。一方面是极为丰富的生活性。十分有趣的滋味感，一方面又是巨大的历史感、苍桑感，二者结合得很自然。二祥这个人物不仅是中国农民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一个缩影。在困苦中对生活的坚持和追求，并不完全是阿Q精神，其实是中国人可贵的生命顽强的人生态度。小说里没有一个坏人，但是充满生活矛盾和人生转折，这和许多描写苦难的小说经常设置一个或几个坏人也不一样，更历史唯物地反映了环境决定人品，环境造就人格的真实情况。
——中宣部文艺局研究员、评论家路侃(摘自光明日报《于小物中写大境界》)
在长篇小说“日子三部曲”中，黄国荣写了农民、士兵和书商，体现了进入有着巨大差异生活领域的能力，尽管对于传统小说的大师们来说，这种能力几乎是理所当然的，是小说家的基本禀赋，但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小说家在此面临极大的困难，他们缺乏超出自己身份和经验局限去理解人心，而他们的身份和经验也通常狭窄、单调。他很难在他的很多作品里，几部作品里展示有着如此的差异、有着如此丰富性的，这样人类经验的不同层面。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种写作，给这样一种成熟的，建立在对人类生活广阔性、丰富性的把握之上的写作更多的更充分的重视。
“日子三部曲”最重要的作品是《乡谣》，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纵深中表现了独特的乡村经验，在中国乡村书写的传统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比较新的区域。《乡谣》作出了一种“南方”的观察和想象：宏大的历史风云反复激荡，几十年间，一个名叫二祥的农民和他的乡亲们一起欢欣、悲愁，一种生活，一个世界经历急剧的变化，历史在个人经验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但是，在《乡谣》的乡村世界里，我们感到依然有某种沉稳、恒常的秩序和结构在暗自运行，那是我们的江南，是千百年来顽强、机敏、热爱生活的江南，是在一次次的荒芜中重现繁华的江南，是更多地保存着对传统的记忆的江南，是有根的江南……在这个意义上，《乡谣》为我们的乡村书写提供了思想、感受和想象的新途径。
《乡谣》中的主人公二祥，是文学画廊中一个奇特的形象。这个人令你把握不定，既陌生又似曾相识。在每一个具体环节上，他都是失败者，但是，整部小说读完，回头看，你发现他其实是个成功者。这个人物让人想起阿Q，当我们把阿Q当作“国民性”的典型时，我们多少忽视了阿Q这个人物的具体性，忘记了他首先是个绍兴的农民；同时，现代文学以来的乡村书写实际上未能充分发展和扩充阿Q所蕴涵的复杂可能性，也就是说每一个后来的写作者本来都应该常常自问：阿Q现在怎样了？他在时间和和历史的激流中做何反应？我愿意相信，黄国荣曾经这样问过自己，结果他得以塑造出这样一个具有复杂历史和人性内容的人物。二祥是难以轻易分析、难以轻易归类的，当我们把他和阿Q对照时，我们能够感到他与阿Q的精神血缘，但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我们不得不用更复杂的尺度去看待他、体会他。
——青年评论家李敬泽(摘自人民日报《乡村世界的奇特人物》2003、11、4)
这三部作品，不仅是军队长篇小说创作的收获，也是整个创作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证明了国荣的文学实力，达到了三种境界。
一是达到了史诗的凝重。三部作品都是厚积薄发的。正像他自己所说，既是他的人生起点，也是他的文学之根。也许这一点，黄国荣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没有欺骗，没有误导，能够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生活的本色和原声。相信日子的艰辛，也相信日子的美好。能够把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无障碍地过渡，这是一种境界。
二是写出了人物的心灵史。这也是一种境界。我觉得人物的命运、性格、心灵是人物形象的三个层面，命运后面是性格，性格后面是心灵，我是这么看。只有揭示人物的心灵，才能很好地表现性格，很好地表现命运，莎士比亚时代就概括出来了。
三是形而上的充沛和自然流露。作品不是刻意去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把生活颠覆，搞得支离破碎。一部长篇，在叙述背后，总要让人得到一些东西。终极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有没有，是衡量一部作品艺术质量高下的一把尺子。他的作品有这个东西，而且流露得比较自然，让人感受，不是硬去耳啼面命。国荣他做人也是这样，非常本色。我们都很熟悉他的性格，他的作品中，也印证了这一点。
——《文艺报》常务副总编、评论家范咏戈(摘自科学时报《三段日子三种境界》2003、9、25)
黄国荣的《乡谣》凝重、浑厚，有滋味，内涵丰富耐琢磨。有些小说很张扬，似乎顺时应世，在某种浪潮中很走红，也似乎很刺激，但经不起推敲，更耐不住琢磨，只能像浪花似的一闪而过。而《乡谣》虽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表面看没有重大的矛盾，也没有十分激烈的冲突，但很耐看，而且，越看越能琢磨出一些滋味，品味到人生的确很沉重，的确有许多苍凉和凄苦，有许多感伤与无奈。从而也就更加明晓“人生”是一个沉甸甸的字眼。
虽然表面看描述的多是生活的失败者，尤其是《乡谣》中的汪二祥，在生活中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得多；但透过这些人物的身影，作者黄国荣表现了平凡人生面对一次又一次打击的坚韧和顽强。成功固然令人羡慕，不过，没有在失败中倒下去，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仍然能够坚强站立，仍然保持人性光辉、人格尊严的人，更应该得到尊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被称为“民族脊梁的人，有的舍身求法，有的为民请命，也有的埋头苦干……”像汪二祥、古义宝、闻心源、莫望山这样没有表面风光的人，就称得上埋头苦干式的“民族脊梁”。因为从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存韧性和永不放弃的发展信心。也正是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延续、延伸和发展。所谓“仗义多是屠狗辈”，底层人生永远是传统道德的捍卫者和守护神。“活着”已经不是一件容易事，要活得体面，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有价值，那就更是不容易。表现了萎琐中的尊严、卑贱中的体面，从而不仅表现了“活着”的艰难和沉重，也表现了“活着”的意义与价值。“日子”虽然有点沉重，但只有将“日子”不断地过下去，才有希望和未来。
——评论家林为进(摘自上海文汇报《“人生”是上个沉甸甸的字眼》2003、9、28)
《乡谣》的读者来信从四面八方雪片般飞来，在近年来的当代文坛，这已经是不大多见的喜人现象。毫无疑问黄国荣是刻画人物塑造典型的高手。读了“三谣”，古义宝、汪二样、莫望山、闻心源等一个个鲜明而独特的人物形象令我们难以忘怀。所谓“谣”，自古以来就是反映民声，刺及时政的。黄国荣可以说是在相当开阔的层面上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发展变迁，其中既有对时政弊端的指斥批判，更有对改革开放的呼唤，对社会进步的赞美和对除旧布新的时代精神的热忱讴歌。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时代大环境，不仅给汪二祥这样干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带来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巨变，也给吉义宝、莫望山、闻心源们的人生命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黄国荣对当代生活把握的敏锐之处和深刻之处就在于，他看清了变革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更认识到变革的过程却注定是艰难曲折的，因此，他特别注重他作品中主人公性格的丰实、人格的成长和精神的成熟，却从不轻易许以他们重重磨难之后便是一帆风顺的美好前景。恰恰相反，他赋予人物古人所谓“正人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新的考验和难以预测的未来，正是这样富于生活寓意和人生寓意的艺术处理，使得他笔下的主人公常常能够集时代光泽和人性光泽于一体，使我们既看到生活的希望，更受到人生的启迪。我相信，黄国荣的“三谣”是一定可以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留有它特定的位置的。
——武警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评论家丁临一(《献给大时代和普通人的歌》
三部作品从生活层面上看，一部比一部在扩大。看《兵谣》我想到，池莉写的是《生活秀》，《兵谣》实际是写“政治秀”。书出来六、七年了，再读仍然有一种冲击力，还没有一部作品来替代它，可以看出它在当时的深度和力度。《乡谣》也是一部非常有分量的和力度的作品。汪二祥这个人，有人把他与阿Q比较，他们还是不一样。这个人物在生活中有**和愿望，但他的**和愿望不断被打折扣，他总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实现他的愿望。不断打折扣，他仍不断追求，他身上有一种韧性，一种农民的韧性。他是一个带着他的弱点不断向前走的形象。
——评论家白烨(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乡谣》是一支唱给乡村农人的歌谣，它的曲调悠长而略带伤感。汪二祥的经历和他所过的日子，极有典型性，他不仅是江南农人的代表，也差不多是整个中国农民的代表。汪二祥的命运曲线，和几十年来许多中国农民的命运曲线基本是重合的。作者以他对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深刻了解，写得从容自如，如同把一幅又一幅江南农村的生活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展现这些画面时，猛一看去是不动声色不动感情的，甚至是带了嘲弄的，其实仔细观察和体悟，能发现作者的眼里噙着泪水。只要想一想二祥第一任和第二任两个妻子的离去，都与他无力养活她们和孩子有关，就让人心酸。
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从传达情绪上看可分三类：一类是充满欢乐情绪的，读了让人心里轻松；一类是充满悲伤情绪的，读了让人心头沉重；再一类是伤感与喜悦交集的，读了让人沉思却又心获慰籍。我喜欢第三类小说。《乡谣》就属于这类小说，它对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不存在遮蔽现象，它能引导读者去思考有关中国农民的问题，却又不使人陷入痛苦和绝望之中。
——小说家周大新(摘自中国文化报《黄国荣和他的“日子三部曲”》2002、12、7)
黄国荣的作品给予我有两点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今天的胜利。九十年代以后，西方的种种创作方法在中国演练了一遍，但真正能够留下的还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另一点，“日子三部曲”，事实上它是中国农民文化的一个检讨，《乡谣》里的汪二祥是个农民，古义宝是个农民的子弟，《街谣》中的闻心源，他的出身也是一个农民。军营、城市和乡村，在物理空间是不一样的，与农民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日子三部曲是对农民文化总体上的一个检讨和反省。
——评论家孟繁华(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看国荣的代序，他一再强调视角，很有头脑。他的视角，是生活视角，平民加生活，用生活化的叙述，写出史诗般的作品。《乡谣》有没有史诗品格？有。通过汪二祥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把半个世纪农村的演变写出来了。《乡谣》之所以受读者和听众的欢迎，生活化叙述很重要。现在有些作品，包括影视，离生活越来越远，都是编造的生活。
他重视写人物，当前文坛不重视写人物，他在尝试。从古义宝到汪二祥，汪家四兄弟大吉、三富、四贵写得都不错，还有几个女性，包括云梦。云梦结婚前后心理变化，写得很妙。汪二祥有人说是阿Q式的小人物，由他我想了六十年代挨批的中间人物，二祥就是个中间人物。他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他就是中间人物。汪二祥同阿Q不一样，他不那么赖，阿Q有股子赖劲。阿Q快一个世纪了。辛亥革命前夕的阿Q，跟现在的阿Q自然不能一样。汪二祥是个新的中间人物，如果说他有典型意义的话，他就有这样一个意义。
有人说《乡谣》是吴文化的小百科，了解和不了解吴文化的人都爱看，我们不了解看新鲜，熟悉的人看了很亲切。文化本身也有特殊的审美意义。“三谣”的审美风格是阴柔之美，不是阳刚之美。这种阴柔之美的长篇小说不是很多，写长的都想写雄壮，都想写成进行曲。这三部小说就像江苏民歌《茉莉花》，就像《太湖美》，就像民歌民谣，给长篇小说创作增加了一朵很鲜艳的、很有特色的花。花怎么样？能不能拿奖无所谓，一个作家特别要重视作品。
——评论家何镇邦(摘自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我认为《乡谣》真是多年来少见的优秀作品，是一部佳作。我特别赞同建功讲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我认为这个评价一点不过。
末流小说是没有土地的，比较好的小说，是把土地写进了书里的，真正的优秀小说，是把书写进土地里的。我认为《乡谣》是把小说写进了土地里。把土地写进小说里的小说，总让人有写作的痕迹，能看到土墙上抹上了水泥，能够看到人工的种种痕迹。《乡谣》是那样的原汁原味，完全没有作家出于市场的需要，出于艺术的需要，出于政治的需要，编造各种各样动人的情节，起伏迭宕戏剧化冲突、悬念，所有的这些都被黄国荣废弃掉了。他让文学归于大地，而不是拿土地来给我们文学使用。
末流的作品，没有人物；比较优秀的作品，把人物装到书里，但国荣的小说是把书装到人物里。他把作品装到二祥里，装到二祥的形象里。作家没有居高临下高屋建瓴俯视纭纭众生，仿佛作者就在用二祥的眼光观察和品味自己的生活，观察周围的生活，也让我们读者仿佛装进二祥的躯壳里品味生活。这部作品让我敬畏。
——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评论家蒋巍(摘自中国青年报《把书写进土地》2003、9、6)
(文学报《文学画廊的崭新形象》2003、9、18)
人们通常把民间文化与民间精神理解成与主流意识相对的东西。现在小说里把主流生活，或者历史主潮，表现得越强烈就越民间，这种想法非常偏面。黄国荣的民间精神在小说里有一个升华，升华到那里去？可以升华到革命、也可以升华到道德。他作品的民间精神体现的不同是：一、与主流生活和历史主潮紧密相联系；二、抓住了民间道德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覆盖率的东西在写；三、他在民间精神上是有升华的。我觉得这三部作品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又是非常有价值的。
——评论家伍秉杰(摘自文学报《文学画的崭新形象》2003、9、18
“日子三部曲”里最能称得上日子的是《乡谣》。我最喜欢他的《乡谣》，《兵谣》很完整，人物是有发展的。但是《乡谣》真的是一部小说，我特别赞赏小说往小里说，他把汪二祥所有与历史发生关系的事情，都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写，这部书确实很好，有一种非常惊奇的感觉。
——评论家牛玉秋(摘自研讨会上的发言)
从艺术角度看，最完美的是《乡谣》。《乡谣》的阅读给人带来快感。二祥这个人物，他一出来就能看到他的形象。《乡谣》，我觉得它比很多被现在的文学界评论界评价很高的一些作家写的同类题材的作品写得要好。它是全部用细节堆起来的，里面有很动人的细节，甚至惊心动魄的细节，让你不能忘怀，像周菜花为了活命与屠夫进行的食与性的交换。二祥这样的人物，在好多人的笔下反复出现过，但这些人物给我的感觉是哲学层面上的，还有一些人物刻画得也有一些不错的细节，但人物过于简单。二祥非常卑微，从来没有失去过尊严，这是作家主观赋予他们的一种东西。他的作品在艰难和困苦之中，总是给你理想和希望，给你追求理想的希望的路径。他本人非常善良，他非常宽容，生活中给他很多不公正，他都能自我消化掉，还是以自己的善良之心去待人。这就造就了他的作品，不够那么狠，有江南的娟秀、纤细。
过去他的小说叙述语言平实。《兵谣》里开始幽默，但那是不自觉的。在《乡谣》里，我就觉得小说已进入幽默加思索的语言，越来越进入佳境，《乡谣》的语言让人看得非常痛快，非常过瘾，这都是直觉。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审、小说家项小米(摘自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感到惊讶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黄国荣的“日子三部曲”面世后，将近一年了，整个批评界如此漠然，反而在吹捧一些短命的急就章。尤其是《乡谣》，这样一部重要作品2000年就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版本，至今三年整，却没有几个人研究，民间反有一些很好的反应，据说中央人民广播台联播后，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来自最底层，很有点开天荒的意味。专业文学评论家却表示不知道，可见我们的评论家眼界是如何“局限”。
我个人觉得，《乡谣》是“三谣”里最出色的一部，也是中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我觉得它的人物、文化含量和紧贴现实对社会发展的反思，超过了《白鹿原》。它等于从整体的高度，以二祥的命运和遭遇，对合作化、公社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它不是从概念上作出主观的否定，而是让读者在二祥的命运中觉悟。这样一个最底层人物的命运，便具有了极大的典型性。老实说，我不怎么喜欢《阿Q正传》，那里的人物过于理念化，阿Q是个特殊的形象。《乡谣》里的二祥却是活生生的，受的是正常人的遭遇，他的意义和价值就比阿Q更加真实、生动，涵盖的历史内容也更为丰富多彩。
——青年评论家蒋泥(摘自北京晚报《纯文学作品先从民间热回学术界》
《乡谣》是否像蒋泥说的已经超过了《白鹿原》我还不敢判断，但我感到至少是有《白鹿原》之风的作品，还是比较厚重的作品，你读起来感到它不是那么简单，可以感到作者在对那种生活描写的内心分量，会让你感到生活的苦难和人生的苦难，很让你内心发颤。一个作家，谁来判断他的作品比较好，有一种角度还是比较重要的。像《乡谣》在电台联播的时候，我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是已经播了几天之后随便转台转到的，一听就一直听到播完(前后近两个月)。她说这个广播好，里面的人物是如何如何地像，如何如何地真实，如何如何地有趣。这么一个老太太，她判断有她的标准。评论家、作家、领导对作品判断，是有无数个作品作为参照系的，作为农村老太太的判断，她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判断，这个评价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副局长汪守德(摘自北京晚报、《纯文学作品从民间热回学术界》2003、11、2，中国图书商报《把书写进土地》2003、10、24
作品的价值，不在评论宣传炒作，而在历史和受众对它的评价。《乡谣》当时是作为一般节目播出的，没有搞什么宣传和活动，但反映很好，收到几百封来信。现在听众一般不写信，搞有奖活动才写。但《乡谣》的那些受众来信是自发的，而且都写得那么认真，写得那么长，写得那么好，这是作品真的打动了他们的结果。所以，作品的价值的确认，宣传评论是一个方面，我认为受众和历史承认才是真正的承认。
——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编辑、记者叶咏梅(摘自北京晚报《纯文学作品先从民间热回学术界》2003、11、2)
最近我阅读了长篇小说《乡谣》，不觉拍案惊奇：奇书！奇书！概括地说，《乡谣》有三奇。全书弥漫着吴文化的氤氲，是该书的第一奇。举凡宜兴地区的婚丧嫁娶，民俗习惯，风土人情，礼仪服饰，占卜星相，典章制度，在《乡谣》中都有栩栩如生的描写。而且对吴文化的描写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动态的，结合人物命运的。成为当代吴文化的小百科全书。塑造了我国长篇小说中从未有过的汪二祥这个奇人，是该书的第二奇。以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为开端，现当代作家创造了李有才、二诸葛、三仙姑、陈奂生、马缨花、冯么爸、许茂等一系列农村人物形象，称得上是传世人物。作者在《乡谣》里又为我们贡献了一个新的典型人物——汪二祥。单凭创造了文学典型奇人汪二祥这一条，《乡谣》已经对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成就。前不久，**总书记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对人们带来的影响。《乡谣》脱稿于2000年元旦，作者写作时根本不知道这四个“如何认识”，但作品却确确实实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作出了他的自有新意的回答，这是《乡谣》的第三奇。
——陈辽(评论家)摘自《〈乡谣〉三奇》《中国图书商报》2001、1、11
《乡谣》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与被卷入到历史过程中的普通生命个体命运揭示的有机结合。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二祥代表了一个独立丰盈的世界。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但是民族心灵的史诗，还应该成为别具一格的风俗画。《乡谣》对历史的严肃而深刻的思考赋予了作品以凝重大气之美，其对江南水乡世态风情的描绘又使作品别具一番玲珑淡雅的韵味，其对历史中人的命运跌宕与心灵变迁的深刻揭示之完美统一，历史与美学的有机统结合，向鲜有精品问世的浮躁文坛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
——张鹰(文学博士)摘自《史诗笔法淡雅画卷》《文艺报》
通读阿Q，再细读二祥，我可以说阿Q身上所具有的一切都可以在二祥身上找到，同时我们又可以说，在二祥身上确实又有更多的是阿Q不曾具有的。同《阿Q正传》一样，《乡谣》虽然写的是中国最普通百姓的人生，但它因为是同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命运紧密相联的，所以，它又是一部近似于中国20世纪后50年农村发展变化的编年史。它虽然没有某些作家写出的那种史诗般恢宏的人物和故事，但作品所要表达的真实情感却是深刻的。它把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物命运紧密相联，可以说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展示了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社会、历史和中国国民的人性。
——杨平治摘自其《阿Q、二祥与中国》
《乡谣》阐释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人生命题：食色性也。在这里，人们为了活下去，动了一切脑筋，抛弃了许多做人的尊严。周菜花与许茂法食与性的交易，令人震撼，却无法让人唾弃。这个活生生的画面像根钉子似地楔进读者的心里，即便有一天，忘记了《乡谣》的故事人物，但这根钉子恐怕难以从心上拔出。《乡谣》已非纯粹的乡土小说，而是一面袒露人性之本的镜子。
《乡谣》扑面而来的古朴、清雅、亲切、美感丰腴的乡情风俗，与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乡土小说有些不同，黄国荣体察到了民俗风情对于人们生活意义的另一面。对乡人来说，这不是文化，而是过日子的程式。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的处理，好像还没有，至少没有出他之右者。
——北乔摘自其《乡村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