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同于会计、律师、医学等专业，你根本无须任何资格的认证都可以参与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绝大多数企业创业伊始都不是先从家族中选人送去读MBA，然后再创业的原因。而是“土八路”先创业、打天下，到了一定规模，再请有资格认证的职业会计，请MBA学生进来。管理从组织开始。而组织的运转与维系需要制度。在经济学上，有种比较经济效率的方法：用自己的钱做自己的事情，既节约又有效率；用别人的钱做别人的事情，既不节约也没有效率；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情，有效率但不节约；用自己的钱做别人的事情，有节约但没有效率。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产权制度决定了企业制度。中国几十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成效不大的根本问题，是国有企业管理制度是“用别人的钱，做别人的事”，这样一来，既不节约，也没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是组织生存的基础。用何种形式组织企业，是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方太董事长茅理翔先生在农民企业家队伍中是个“另类”——喜欢著书立说。茅理翔在批评中国企业管理家族化倾向时说“要淡化家族制”，但他同时也认为，把方太的班交给儿子是最好的选择。他甚至说，儿子与女儿是“两个口袋”——老子、妻子与儿子是一个口袋，女儿则是另一个口袋。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则从另一个角度说：“现在，要让创业者把经过多年拼搏创造出来的财富交给别人去打理，没有几个人放心得下。比较之下，还是觉得儿子比较放心”。企业传承是企业制度问题，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实际上也是关系到企业能否永久生存下去的根本问题，是生存的制度基础。现代企业不同于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在管理上表现为民主、参与，是“举手”政治；在财务上，则是公共财政。现代企业则不同。尽管有董事会，有经理团队，上市公司还有股东大会，但这并不代表民主。由于资本和资本所属的“人”(自然人、法人)掌握了企业的生命，那么企业便以资本和资本所属“人”的意志为意志，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事实上，我们仔细研究欧美的现代企业，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于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构。从政治上说，它是一种“寡头政治”，但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则表现出“寡头经济”。这两个“寡头”，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就是企业制度。我们换句话说，建立企业首先面临的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和怎样建立这样的企业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完全有赖于制度。制度是一种文化。当然，对文化的定义有多种，但我倾向于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关于文化具有三个层面内涵的表述：第一，器物层面。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生活工具，便有什么样的文化。如东方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插吃饭。第二，是制度层面。第三是价值层面，也就是价值观传统。这三个层面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组合。而连接二者的，是制度。什么是文化的制度层面呢？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理论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最重要贡献，是把“强调储蓄、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作为基督新教的基本行为准则，并且使这个准则在新教徒中普遍被接受。我们在研究中国儒家理论以及儒家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发现，儒家理论同样强调了“勤劳节俭”，而且“勤劳”也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德。那么新教与儒教(暂且这样认为)的差别在哪里？在我们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的国家，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索上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同是受儒教影响的日本(虽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有佛教，但日本的佛教也是中国化、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儒教文化)，却产生了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区别，恐怕还在国家的制度文化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