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的报告(2)

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座位的次序一般是，斯大林居中，他的右手是主客，然后是翻译，其身后是贝利亚。这样，我便时不时地与国家安全首脑并坐。他几乎从来不动食物。但是，每次席上都会给他准备一盘小红辣椒，他就像是嗑瓜子那样一个接一个送入口中。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小辣椒，我将它放送到嘴边，就感觉到人整个似乎着了火。贝利亚笑了，并且坚持要我吞下去。我不得不做出样子，而后悄悄把辣椒抛在桌下。“这很有用。男人每天都要吃一盘这种辣椒。”贝利亚用教训的口吻说。他每次都要问，我为什么那么瘦。“我的体格构造就是这样的。”我回答道。我当然不能说，我们每天在克里姆林宫卫兵食堂吃的两根小灌肠，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我的体重。总而言之，每次有贝利亚在场我都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他随时都会向斯大林暗示，我“知道得太多”。最终这件事情还是发生了。记得那是1944年秋天，我向莫洛托夫汇报华盛顿来的一份电报。人民委员一边听着，一边继续看桌上的文件。然后，他盯着我问道：“1934年你在波兰驻基辅领事馆干了些什么？”我一下子张皇失措，莫名其妙：这是什么问题？莫洛托夫盯着我。我明白了，必须马上回答。“在波兰领事馆？”我开始回想，“我的确去过那儿。当时我是基辅‘国旅’的导游。游客一般经波兰回国。我收起他们的护照，送到领事馆办理过境签证……”“这个我们知道，”莫洛托夫冷冷地说，“但是，这里谈到的造访波兰领事馆，并不在旅游季节，而是迟些，是秋天的事，并且你也不是从正门进去，而是走了后门。你在那儿干了些什么？”想想看，这已经都过去了十年。在这期间基辅遭到占领，解放时有过激战。古老的克列夏季克街遭到破坏，圣母升天大教堂被炸毁，不计其数的艺术珍品被烧毁，成千上万的基辅人牺牲。而1934年监视过我的某个人写的东西保存了下来，现在成了一个危险的物证。“我去找我的一个朋友。他从前是‘国旅’的汽车司机，所以我经常跟他一起载着客人在市内游览。后来他转到领馆工作，当然是经过有关部门的推荐。我偶然在街上碰见了他，他请我去车库坐了坐。我们坐了一会，聊了聊会天，抽了根波兰香烟，喝了杯德国啤酒——就这些了……”莫洛托夫的目光稍微缓和了些，后来他说：“我接受你的解释。因为这是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你去波兰领馆的事。你可以走了。”我似乎很幸运。因为我完全可能被宣布为混进圣地——斯大林办公室的“波兰白匪间谍”。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叹，这世界真小。波兰驻乌克兰领事是布热津斯基——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布热津斯基的父亲。如果当时对我立案，强迫“承认”的话，结果似乎是老布热津斯基策反了我。然而，与莫洛托夫的谈话并不是没有后果。1944年是在胜利的礼花中结束的。当时我们已经住在莫斯科维亚街的一套两居室里。房子是1944年春天，我的儿子谢尔盖出生之前分到的。我们非常幸运地找到了保姆，这对佳丽亚非常重要，因为她不想放弃塔斯社的工作。1945年新年我们决定在家里过。来了许多朋友和同事，非常热闹。客人们在凌晨才散去。1月1日，在人民委员秘书处值班的是巴甫洛夫。他从我家直接去了克里姆林宫。而我当天休息。我们整理好房间，出去到街上逛了一会，带谢尔盖玩了玩雪橇，便早早睡下了。元月2日的凌晨大约三点，电话响了。莫洛托夫紧急召我去克里姆林宫。我毫不迟疑，叫了车，几分钟之后便进了秘书处。我向在场的人问了新年好，但很快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做声，表情阴沉。像往常一样，我想不经通报见到人民委员，但是科西列夫请我稍候，自己进了首长办公室。这一切都有些怪异。科西列夫终于回来，非常正式地对我说：“别列什科夫同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罗维奇正在等您。”不知为什么，所有这些一下子让我感到很陌生，包括有一张长条桌和几排椅子的接待室，还有人民委员的办公室，似乎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不曾每天来过这里。莫洛托夫，就像1940年我第一次看见他一样，低头看文件，桌上是一盏绿色灯罩台灯。我停在屋子中间，手足无措。莫洛托夫抬起头来，定睛看着我。最终他打破了沉默。“走近些，请坐。”我坐在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心里七上八下：我做错了什么？但我已经明白：出事了。“你最近没有父母的消息吧？”莫洛托夫问道。“43年11月去过基辅之后，我向您汇报过，在那儿没有找到他们。可能，他们死了或者被纳粹赶到德国去了，许多基辅人都是这样的。最近我也没有任何新的消息。”“可是贝利亚认为，他们是自愿去了西方。”“他有证据吗？”“他有自己情报人员的报告作证据。贝利亚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报告，再次提到了你与波兰领事馆的接触。结合到你父母的失踪，他认为，出现了新的情况，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因此，他提出你不合适继续目前的工作……”莫洛托夫停了一下，考究般地看着我。我似乎僵住了。贝利亚的“进一步调查”意味着什么，不难明白。也就是说，贝利亚本人曾经建议我利用斯大林的好感认真对待大好前程，而现在我的前程全在他的手里了。我突然感到很漠然：一旦事情发生了，再努力争取也是毫无意义的。这时，莫洛托夫接着说道：“我跟斯大林同志商量过您的事情。他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下您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在最‘高层’的身边。您必须马上将所有文件和保险柜的钥匙交给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在没有决定您的问题之前，必须呆在家里。再见……”完了。我就像在云雾中，摸索着走了出来，机械地打开了保险柜，取出了所有的文件夹，列了一张清单，我跟科西列夫和巴甫洛夫都在上面签了字，他们两人甚至没有告别，一下子就消失了。留下我一人在房间里。我坐在凳子上，努力地想理清纷乱如麻的思绪。我穿上了自己带着人民外交委员顾问将军肩章的制式大衣，戴上有帽徽的高顶帽，然后走向出口。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帕斯大门口，值勤军官拿过我蓝色的小本。它可以使我通过任何一道门进入克里姆林宫，非同寻常地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说道：“我奉命收回您的通行证。”这句话似乎永远彻底地关上了我身后通往过去的大门。我一言未发，来到了红场上，然后在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我不能马上回家。就像梦游患者一样，我在空旷的大街上走了几个小时。妻子上班之后，我才回到家里。谢尔盖睡着，保姆在厨房里忙活。家里我不能呆。每天，我都出去在城里逛游几个小时。整整两周，没有任何消息。前不久的同事和许多“朋友”一阵风似地都吹跑了。夜里，我等着敲门声——因为贝利亚许诺要进行“调查”。最终，1月17日，电话响了。是请我去《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编辑部。我松了一口气。我跟这家杂志打过许多交道。有段时间莫洛托夫曾是实际上的总编，他托付我为编委会准备材料，看文章，给编辑部转交清样和版式的修改。我也非常熟悉副总编列夫·阿布拉莫维奇·列昂捷夫，他负责杂志的实际工作。他非常亲切地迎接了我，让我坐在自己办公室小桌前的椅子里。他说：“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斯大林同志签署的决定的抄件。那上面说，您不再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职务，转调到《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工作。事实上，我此前已经知道了这个决定，但还是想等到正式文件，然后再请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