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之外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暂时离开本文，来看看现象学意义上的误读。王小波逝世之后，曾经是十分冷漠缄口默言的所谓文坛、人文知识界和传媒，骤然间对王小波爆出了巨大的热情。这种热情超出了他们的初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以至有人公开宣称：我不读王小波。当然，这只是一种抗议的态度，“不读”仅仅是针对传媒的炒作而去的，更清醒更理智的想法则是，王小波正在被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所吞噬。一贯趋炎附势的传媒，当然是因为看到了热闹后面的卖点，它的热情是奔着利益而去的，这一点连傻瓜也看得出来；在此之下，众多读者的蜂涌而至，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艾略特的诗句“《波士顿晚报》的读者们／像一片成熟了的玉米地在风中摇晃”，早就道出了真谛。唯一不能理解和原谅的，却是所谓的文坛和人文知识界。他们此时的热情，是真正让人怀疑的；他们的过份的夸饰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的误读?王小波是特立独行的，这种特立独行的优秀作家的品质，尤其令人尊敬。王小波的才情是非凡的，但他并非完美，即使是最优秀的作家，也不可能篇篇精当。这一点王小波自己说得最为清楚明白，他认为《黄金时代》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作品。而当此时，文坛与人文知识界马后炮式的“不再沉默”和超常的热情推举，是对自己过去的沉默的忏悔与弥补呢还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利用?对此我心存怀疑，悬而未决。与文坛和人文知识界的“热情”恰成对照的，则是王小波的亲人的客观平静。在这里我要不烦地引用王小波的胞兄王小平的话来说明问题：“小波的小说，很多都有生活背景。如他在云南兵团的经历，他在人大教书的经历，他在街道厂的经历，他在教育部大院的生活经历，他在人大武斗时的见闻。“文学源于生活”，虽是老调，却是不错的。在小波的一些作品中，我看到观念把形式胀得鼓鼓的。这些作品通常有较多的生活背景支撑。比方说，我喜欢《黄金时代》，特别是在农学院教书那一段，因为在字里行间有很多层意思和趣味。这些意思和趣味都不是编出来的——因为想像力有时而穷——而是在生活中琢磨出来的。换句话说，那些意思和趣味都不是他创造出来的，有些是生活的提示，有些是从别人嘴里听到的，也就是从别人灵感火花中生发而来。像盖房子一样，如果用现成预制材料盖，通常可能盖得更快、更高，也更结实。小波写这段时，显得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谐趣纵横。读者也感到观念大大超过形式。而后来，小波辞职写作。我怀疑是否削弱了他与生活的纽带。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总的趋势是从半写实向想像方向过渡。《青铜时代》进入了童话境界，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视觉细节也栩栩如生，恰似在心灵屏幕上构造的卡通。我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的想像力极限的挑战。从武学的角度看，恰似一个高手不能和人近身肉搏，就放出劈空掌力，打得飞沙走石，声势骇人。这样以来，他超人的功力表露无遗，但也极其耗损内力。所以我看《青铜时代》时，有些替小波感到吃力，好像看到一个人时时力举千钧，纵跃山崖，未免捏一把汗。《白银时代》和《黑铁时代》似乎与生活更远，而且不再强调具象，不复是色彩鲜丽的卡通，而是对某种观念的批判，我越看越像是寓言。所以我怀疑他的隐居生活使他脱离生活和具象。而且到了晚期，他的心脏逐渐变得衰弱，身体状况一定会影响精神状况，他体验到的身心的不快和压抑会无可避免地表现在作品中，所以他的作品中多了抽象的隐喻，多了一种世纪末的晦黯和烦躁的情绪。我把小波的创作历程概括为：写实或半写实——童话境界——寓言境界。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少地依赖感官和生**验，越来越多地依赖他的个人素质——独特的想像力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个人魅力获得充分发挥——特别在《青铜时代》中，但就观念充填形式这一点，则逐渐弱化了。”读到这样的评论文字，我的感慨像当初人们对王小波的感慨相类：真正的批评在批评界之外?王小波夫妇的朋友艾小明女士曾言：“他承受着某种美学上的孤独，独自走在当代阅读和批评的理解前面。”同样，我们对王小波在中国小说前沿位置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充满敬意，我们虽然无力，但对于我们能够感觉到的在“王小波热”中对王小波的误读却深怀不满，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真知者给我们以王小波式的意义，而不只是装傻或者以轻佻的热情从沉痛中滑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