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中迷失自我（一）

总的说来，八十年代中叶登上文坛的一批小说家，他们的作品，既给中国的文艺(小说、电影)带来了希望，也给众多的读者带来了失望。这是功过相抵的一代作家。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出于对下述两个情形的综合考虑：一、这些小说家中的每个人，从阿城、马原、莫言，到余华、苏童、格非，再到北村、孙甘露等人，都尽其所能地在小说领域中恢复了个人化写作及对文本意义的追求。而在他们之前，“伤痕文学”也好，“改革文学”也罢，中国小说在当代所发出的声音，大抵都是集体的声音，属于作家个人的东西可谓微乎其微。(“寻根文学”则也仅是部分地表现出作家们渴望进入个人化写作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并未唤起整个小说界对文本和文学意义的自觉重视，它的成果似乎更表现为替我们推出了阿城、韩少功这两位日后在文坛前程远大的青年作家。)小说家们恢复个人化写作的努力，实质上是从马原模仿博尔赫斯、莫言克隆福克纳开始，到余华、苏童、格非等人的出现方告完成的。也正是从此，中国当代小说家们方才正式摆脱了政治话语体系近半个世纪的搅扰，终于弄明白了“人”这个汉字对他们的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他们也觉悟到小说并非像托尔斯泰那类道德先生所吹嘘的，仅是观念的载体，他们从博尔赫斯那些匠人处还悟到这么一点，即小说是门手艺，它包含了许多微妙而精深的技术。汉语小说家们开始像一个制鞋匠那样考虑和打量自己的作品了。“作协的”开始向着“做鞋的”转化，虚无的理念化写作开始向着务实的技艺化写作靠拢。对于中国小说而言，这是一件极大的幸事。也是它早该迈出的通往殿堂的“第一步”。这一步，终于由八十年代中叶崭露头角的小说家们迈出了。晚是晚了点儿，但终于有人做了。二、这些小说家在不约而同地努力使小说回归小说艺术本身的同时，又不约而同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做了一件事：远离人们的当代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远离人们当代的精神生活。或许这些人中只有王朔和刘震云是个例外(刘恒的《黑的雪》似乎也可以加入进“例外”的行列，但他的作品远不像前两者那么多地涉足当代城市题材)，这两位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当前人们在精神生活中的某种混乱与贫乏，但可惜的是，他们似乎不能从各自小说所描写的那些“病例”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为读者升华或提炼出某些大家冥冥中期待已久的东西，所以也终属枉然与徒劳了。而这些，又恰恰导致了一个“当代小说在读者中到底具有多大生命力”的问题。当然，结果我们在今天都已经见到了：小说家们在创作中的努力似乎并非得到公众多么热情的回报，除了大学生，成年读者阅读当代小说的百分比可谓小之又小。他们倒更愿意去关注张艺谋等根据当代小说家们原著所拍成的电影。作家因电影走红，却不能因自己的作品而直接引起公众的注意。对于小说家和他们的作品而言，这确实是一件悲哀透了的事。因为能被大导演们相中并搬上银幕的小说毕竟太少。而当代小说除了借电影之力外，似乎又已无力与读者作太多沟通了。远离读者的共鸣，这显然是八十年代中叶小说家们为中国文学犯下的一大过失。在“功过相抵的一代”之中，苏童显然是一位幸运而显眼的人物。首先，他是这些小说家中成名较早的。当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被中国最前卫的官方文学大刊《收获》所刊发时，他才刚刚二十四岁。此外，据苏童本人在散文中回忆，那一年，“当时引人注目的三家刊物《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同时在二月号上发表了我的短篇。”这与中国文坛这些年来盛行的“三十岁新秀”“四十岁青年作家”的成功法则明显不符，且大大超前了。即使我们退一步，将苏童真正成名的时间放到他发表《妻妾成群》的那一年，他也仍只有二十六岁。一位二十几岁的作家能够在当今激烈竞争的文学界享有盛名，他所依赖的显然不是那些五、六十岁文坛宿将们常挂在嘴边儿的“生活”及个人丰厚的阅历。至于机遇，除了在最初时日它能确保你在媒体上被公众认知外，对创作本身也是无大补益的。真正支撑苏童不断迈向成熟的，是他的勤奋和绝佳的对文字与文体的悟性。“勤奋”是几乎所有写小说的人都该具备的品质，不能算苏童的专利，所以对苏童成功真正起决定性的因素，是他的聪明，是他卓异的对文学的天分。其二，他是八十年代中叶这一茬小说家中，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最多的一位，恐怕仅次于王朔。小说被导演相中，固然带有一定偶然因素，但频频被相中，却又反映了苏童作品的叙事和氛围营造上较易被转化成电影语言，写法是同年龄段作家中较先进的。毕竟，与小说相比，电影是今天人类艺术中最富生机的一种。苏童也曾在文章中自认酷爱看电影，作家的此种爱好自然也会折射到创作之中。还有，八十年代“先锋派”的几位小说家，初期作品大多以文本探索见长，人物塑造则只见怪异，人间烟火味道极少。而苏童小说中被改编成电影的几篇作品，人物形像却是颇丰满和符合人们生活常识的，这也不能不说明苏童在塑造人物上确有独到的才能。作品被拍成电影，恰恰说明了他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像其他作家，还是较为看重与接受者的沟通的。其三，苏童是“功过相抵的一代”作家中较为中庸的一位。他既不像同属“先锋派”的另几位作家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在文本试验上走得那么远，也不像刘震云那种“新写实小说”那么彻底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苏童的小说有可读性，可又是跳跃式的可读性。读他的小说你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那些家世小说令人想起莫言，那些写城市大院居民的小说令人想起汪曾祺，那些写城中奇奇怪怪人物的小说有些像美国南方文学……但精神深处，又是苏童一如既往的温婉叹息和南国水乡的没落情怀。我们能看出作为一位学院出身的小说家，苏童的师承很杂，但他又没有特别地倾向于某一位。福克纳、塞林格、麦卡勒斯、卡佛，还是博尔赫斯、汪曾祺?我认为“前卫”和“试验”这类批评术语，放到苏童身上倒可以这样来理解：他把他喜欢的每位作家的作品风格都在自己的小说中尝试再现了一下，但每次试过之后又不置可否，转身去试另一位截然不同作家的风格，试完了还不置可否……就像一个娃娃面对一堆玩具，玩儿一会这个，再玩儿一会那个，始终拿不定主意。而这娃娃对此也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自己还小，有的是时间，大人们对自己也还是宽容的。苏童的风格试验便很像这种情形。而令人惊异的是，伴随着这种举棋不定时光的日积月累，伴随着他作为一位小说家的可敬的吃苦耐劳的勤奋，他的大众声誉日隆，并如日中天。一个人在默默无闻时是可以随心所欲。但一旦你成为一位社会认可的公众人物，你的这种自由也就随之消失了。作家更是如此，因为与其它职业不同，作家所承担的职责之一，就是引领和展示一个时代人们所特有的审美趋向。换一种更通俗的**，你不仅要竭尽全力去对付自己的创作，你还要以自己的作品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文学，最好的小说和诗歌!苏童能吗?天才的苏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写出了五部长篇、一百多个中短篇、一本散文随笔集，他有没有这个资格，来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小说呢?从他的学院经历，从他的师承范围之广，他应该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小说。但从他的已有的创作实绩来看，他未必能向我们展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汉语小说。之所以这样认定，我所遵循的是这样一个标准：无论任何时代、无论何种写法，最好的小说都必须具有健康的、灵魂的深度。而这，恰恰是苏童以及他这一代绝大多数作家们所欠缺的。看看苏童作品中的那些名篇吧，都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