赝品时代的温情话语（三）

《碎瓦》是苏童的第五部长篇，属于较近的作品，单行本出版于一九九七年。这是一部所有关注苏童创作的人都应该予以重视的作品。在这本小说中，苏童依然以“香椿树街”为舞台，开始了更大胆地面向当代生活的历险。正如他的“先锋派”同行余华在《许三官卖血记》里所做的那样，苏童这次也把目光投注到了人性的领域。《碎瓦》写的是一位守寡的姑妈替亡故的兄嫂抚养五个侄儿侄女长大成人的故事。小说里充满了这样和那样我们想像得到和想像不到的艰辛、坎坷内容。苦难和感动照例是这类小说与生俱来的特色。但苏童的聪明和技艺这次确保了读者从中能领略到新意和惊讶。首先，他是以这位姑妈亡兄在天之灵的口吻进行故事的讲述的。这就使他那个历来平庸、琐碎的“香椿树街”在读者眼里平添了几许陌生和新奇。其次，他开始动用他技艺深处潜藏多年的魔幻笔法，让主人公最终成为了一位天堂里的天使，让主人公的亡嫂变成了一头“黑天驴”。我们得以在一部当代小说中稍稍地领略一番久违的神奇和想像力的放松。第三，由于第一人称叙述的需要，苏童放弃了他那稍显迂回的叙述方式，尽可能地靠近了口语。小说读着，让人觉得真实感强了，作家确实是在写身边的事。第四，继短篇《樱桃》之后，苏童又在长篇小说中达到了令人泪下的叙事效果。这四个变化，对于我们业已熟悉和钦佩之余略感厌倦的苏童来说，算得上是一场小小的革命。苏童终于尝试着用一种让人接近的方式，为我们讲述触及到灵魂深度的故事和人物了。可喜可贺!从纯专业写作的角度来看，《碎瓦》并非全无瑕疵。比如在以主人公亡兄华金斗的鬼魂口吻做第一人称叙述时，语言就不太符合死者的工人身份，时不时总冒出一些文诌诌、迹近于进行全知全能描写时才能用的语句来。鬼魂固然不同于活人，使用起第一人称来，叙述的自由度要较常态为大，可再怎么自由也是带有鲜明主观色彩的呀!也许是写此书时苏童编辑催稿催得比较急，忘记了这一点?还有，余凤凰变成“黑天驴”的构思虽然有趣和奇异，但这一线索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隐藏得不好，很容易就让人猜到，从而削弱了小说结尾部分的精彩。对于一位新手，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理解，对于苏童，我们却只能替他深深地惋惜。他本该利用他的这个题材、这个构思、这次机遇，为我们大家成就一本当代长篇小说中的奇书的。可惜，由于这两处显而易见的“疏忽”，延缓了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而这一延缓，对于我们，对于苏童，又将是多久?总之在苏童的五部长篇小说作品中，《碎瓦》与《我的帝王生涯》两书，是相当不错的作品，不过还远谈不上伟大，它们只是向我们暗示了作者未来可能会获得的有关这一领域的远大前程。另外三部则不成功，都有点像抻长了的中篇小说。读苏童的作品人们有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像：他的许多中、短篇读起来像某部长篇小说中的片断；而他的一些不成功的长篇则更像是篇幅人为加长的中篇小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要说的是，它们会不会与苏童惯常对待创作的松弛态度有关?松驰是件利弊各半的事情，它一方面令你在做事时有一种从容心态，便于你发挥潜能；而另一方面，松驰一旦过于久了，会容易生出懈怠来。实际上，好的长篇小说是件累死人的活儿，它容不得你有一丝放松。苏童本人曾经说，他是一个患有短篇小说“病”的作家。他希望“辉煌的、流行的、声名显赫的中长篇小说”给他一个好作家的名声(“这是我对时代和文学潮流的妥协”——苏童语，然后让自己有足够的资本去成就有关短篇小说的梦想。也许作家对他本人擅长什么要远比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得清楚，可是，即便创作长篇真是苏童“对时代和文学潮流”所做的某种妥协，我想，这妥协对于苏童本人的创作而言也并非是全无意义的。既然还有意义，既然还想写出“辉煌的、流行的、声名显赫的”长篇小说，苏童恐怕就还得再拼把子命!而且，这次拼搏所要耗费的精力，恐惶丝毫不亚于他当初从一位业余作者成长为小说名家时所付出的。这就像围棋选手和足球运动员在各自领域所经历的情形：从九段棋手迈向“超一流”境界，其中的艰辛远非当初的升段经历可以相比；世界杯足球赛，获三、四名的球队与冠军队的距离，实际上比未打入决赛的球队同前十六强球队间的差距，仍不知要大上多少……文学创作形容得通俗点，也是一次又一次夺取世界杯的努力，所不同之处仅在于，它的奖杯是无形的，存在于历史和时间之中……不知道苏童小说的读者中有多少人看过作家的散文随笔集《寻找灯绳》?那里面除了一部分生活随笔，有相当的篇幅是在谈论创作的——苏童自己的创作以及他身边同行的创作，还有苏童理想中的艺术境界。那是一本真诚的小册子，也是一本一如既往体现了苏童文字性情与趣味的小册子：谦虚谨慎、诚惶诚恐、富于清醒的自我反省意识，温文尔雅，带有浓郁的书卷气和谦谦君子气派。“文如其人”，人们大多是这样评价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的。我想苏童这个人或许也正如他的散文和小说所表现出的一样吧：清醒、冷静、一丝不苟。但与此同时，是不是又少了些迈向艺术极致的执着与勇气?正如我在本文大多数段落中所一再感慨的：他太聪明，又太中正平和。而这两点对于一个伟大作家来说，并不比对人性深切关注和对艺术极限冲击的狂热来得更重要。也许对于一位功成名就的小说家而言，置身于一个动荡的时代，在风格的徐缓演进中，从容找寻一个恰如其分的题材，并用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既不激怒同行，又不吓着读者，同时作品还能容纳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写作上的革新，这是最令作家本人满意和感到平安的事了。于写作，于生存，人们都无可厚非。然而，这愿望、这景况，是否是我们早已落伍世纪标杆多时的文学所需要的呢?中国文学的革命尚未成功，苏童们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