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装束下的小气象（上）

在我的认识里，贫困的土地总是与“儒道释”哲学相辅相成的，而由“儒道释”意识所渗透的土地，自有“儒”的安宁、“道”的乐趣、“禅”的意境，。我们虽然不好说中国大部分土地的贫瘠，是由“儒道释”思想造成的，但这些土地始终在贫瘠中，则自然有“儒”的安宁、“道”的乐趣、“禅”的意境，在消解人们不满于现实的冲动，自然也就消解了人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当儒家以道德和等级对人的**钳制时，才有了《人极》中“拉毛”因性冲动而被光子杀死的悲剧，也才有了“小男人”这种权势人物横行乡里、纵欲无度的等级性平衡；同时，只有当道家形成“水往低处流”的“简朴”性生存态度，倡导“生也没高兴的，死也没痛苦的”乐天知命时，才有了《白朗》中的“白朗”从盖世英雄到一阶隐士的人生处理，也才有了《商州又录》中“一个小妞拿了刚从鸡窝取出的热蛋眯着眼儿对着太阳耀，一个老爷子喝了柿子烧酒，醉倒在火塘边”的迷人景观；更不用说，“禅宗”的出现，或者“禅宗”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对“儒家”和“道家”生存方式的一种“看破”──“禅宗”是在看破了“白朗”盖世英雄的一生，又看破了“白朗”作为隐士的一生之后，才以“虚无”“清静”“悲凉”的终极状态，出现在贾平凹的视野里的。于是，“禅”在中国古代价值结构中，既是对“儒、道”价值局限性的批判，又是对有局限性的“儒、道”哲学的自然结果，并由此形成了“儒道释”价值的循环性，“儒道释”的生命力也由此得以体现。而“禅”在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里，就不仅显现在他别具特色的《月迹》《爱的踪迹》《文迹》等以“迹”为题的篇名中，而且显现在《对月》中所说的“老和少是圆的接榫”的循环论思想之中，显现在《读山》“山风森森，竟几次不知了这山中的石头就是我呢，还是我就是这山中的一块石头”的物我两忘、凄清的心境描写中，更显现在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相类似的《废都》的一片悲凉情境之中……更重要的是：当“儒道释”不仅作为一种传统文明的思想制约着贾平凹笔下的人物，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贾平凹创作本身的时候，问题的严重性就显示出来了。本来，就“文化制约着人类”来说，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逃脱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统摄。这种统摄，使得以《圣经》为文化源头的西方，只能产生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卡夫卡、昆德拉等具有强烈“形而上”意识的作家，这是因为《圣经》的“此岸和彼岸”的两分法所导致。同样，当以《易经》为文化源头的中国，只能产生曹雪芹、鲁迅这样的我称之为“形而中”实践的作家时，这同样与《易经》将所有的价值都在现实层面上来谈的思维有关。因此，抽象地说西方作家重视“彼岸”，中国作家重视“现实”（不能用与“彼岸”相对的“此岸”来称谓，因为“此岸”和“彼岸”是一对范畴），在文化的意义上并没有错。然而，正如西方中世纪的教会理论与近代人文主义理论，是对《圣经》的不同诠释一样，西方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由此也可以作为对《圣经》的不同理解而形成自身。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文明就是由一种特殊的理解而奠定──不仅西方各种文明是这样，中国的古代文明，由此也可以称之为“儒道释”文明。而作家，则可以称之为对文明这种理解的“理解”──优秀的作家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创造自己的“理解”，而平庸或平凡或者自甘平庸、平凡的作家，则依附于文明所提供的既定的理解。这样的作家，顶多以个性的差异来阐释相同的理解。可惜的是，当自信、自尊、自我要求很高的贾平凹，用这种尺度去衡量时，便露出他“秦汉文化”装束下的“小”来。因此，当卡夫卡以“人在世界的微不足道和卑微”的体验、昆德拉以“人在世界的存在性窘境”来表达不同的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理解时，沈从文、汪曾祺、张炜则只以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故事和情节来表现对“纯洁”世界的共同想往，从而与屈原意义上的“道德性的自我完善”融会起来。这一方面强化了“儒道释”思想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衬托出像曹雪芹、鲁迅这样的作家的稀有性。曹雪芹与很多中国作家不可同日而语的地方，不在于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中找到贾政、薛宝钗身上的儒家风范，也不在于从“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这样的语言中，体察到“万事皆空”的禅宗意味，更不在于作家制造出一个乐陶陶的、类似“桃花园”的道家式的梦幻世界，而在于无论是“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还是作品的整体意蕴，都不是“儒道释”观念所能把握的──贾宝玉不事功名，成天厮混在女儿国里，本身就是作为“逆子”的形象与儒家文明相对抗的；但这种“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的抗争，又不符合道家对“情”“意淫”的回避、抵违……而这种只要与女儿在一起便快活的“逆子”，在家败之后可以行乞，可以寻求一个没有女儿的女儿国，却绝不会“出家”（贾宝玉从来没有看重现实的什么，当然也就不会看轻尘世），也不会中什么“举人”（贾宝玉在家兴的时候无此可能，在家败的时候更不可能，因为他本人并无“义务”意识，高鹗的处理可谓败笔）。由此，作品的整体意蕴，就从建立一个脆弱的、冰清玉洁的（非儒家的道德式纯洁）、梦幻般消失的女儿国，来对抗“儒道释”所构成的现实的“否定关系”中体现出来──而这样一个世界，是中国文学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也是后来者无法重复的（高鹗本身以及诸多续集便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说曹雪芹完成了对于“儒道释”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否定”。同样，我之所以说鲁迅的价值立场也具有这样的性质，不在于鲁迅对胡适、钱杏屯等西化派为代表的乐观主义的鄙夷，也不在于鲁迅曾有过十分黑暗的鬼气、悲观的心境，以至多少具有老庄虚无主义的嫌疑，而在于鲁迅的“绝望”，不是放弃努力的老庄式的虚无，鲁迅的“希望”，也不是真理在握的信心百倍或趾高气扬，这样，鲁迅“绝望中的希望”或“希望中的绝望”，就不同于中国现代任何作家的“希望”或“绝望”，也不是胡适们的“希望”加老庄们的“绝望”这种矛盾状态所能解释的。其原因就在于：鲁迅批判儒教的“吃人”。但没有舍弃孔子关注现实问题的态度，鲁迅笔下的“枣树”有“禅”的悲凉意味，但又多了份“这样的战士”的抗争，鲁迅不具备周作人等品茶玩古的闲适，但又多了份比较乐观的看待生活的态度……因此，鲁迅的审美取向就既不是“儒道释”能涵盖的，也不是肤浅的西学立场所能说明的，而是站在我所说的“超越中西方双重局限”的立场上，体验他那只能在“沉默中感到充实”的“新文化”──鲁迅是因为不能自己将其道出、或进行身体力行的实践而绝望，但又因为意识到那价值的“在那里”而感到“无言的充实”的。话说到这里，贾平凹价值立场的既定性和模糊性，便渗透在《人极》《天狗》《静虚村记》《静》《商州又录》《废都》等诸多作品之中，甚至在《秦腔》《五味巷》这类力作中也暴露无疑。应该说，比之韩少功、余秋雨等文化性沉思的作品，贾平凹虽然避免了依据西方价值尺度进行文化分析的套路，在上述作品中追求他称之为“大散文”的文化气象──但仅仅在“文化气象”这一点上，《秦腔》《五味巷》《废都》还是相通的。那就是：“生动”的文化气息如果缺乏有价值的思想导向，其文明的走向，便肯定是废都中的“无序”。如果以为以“秦腔”为代表的土地文化可以构成对今天中国城市文明的“否定”，那正是贾平凹缺乏自己独立思想支点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