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垃圾场（上）

如果《废都》与贾平凹的前期作品，在“个体贫困”的意义上有内在的联系，如果《秦腔》《五味巷》等作品“兴”在风俗上，而《废都》等作品“废”在伤风败俗上，如果风俗之“兴”和风俗之“败”皆与艺术实现自身的程度无关，那么，称道他的商州系列和散文作品，指责《废都》的衰败，便皆成为批评的无稽之谈。这是因为：风俗的浓郁只与文化的盛衰有关，却与艺术的盛衰无关。否则，民间艺术早已成了精典，而写伤风败俗的《红楼梦》《金瓶梅》便早该批判。如果说贾平凹通过《秦腔》，把秦川文化的风俗“写”得很好，那么《废都》引起人们的公愤，也可以说贾平凹将丧风败俗的城市和知识分子的颓废“写”得很好。但如果“写”得好不好只是因为风俗本身的生动性或丧风败俗本身的生动性，那么“写作艺术”在此就不起主要作用——就像“用词准确，描写细腻”这类写作性评语，怎能够用来揭示《红楼梦》与《金瓶梅》的杰出呢？这至少说明，真正的文学批评，与作家写作对象的生动与否，符合伦理与否，人们读起来舒服与否，其实是无关的。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批评的非文学性倾向，在评价《人极》《天狗》这类作品时，只看到“师娘”“亮亮”等女性“美丽动人的情感”（见贾平凹作品集《人极·跋》），说贾平凹的贡献，在于塑造了一批有美好善良心灵的女性，看见《废都》的，当然便是“庄之蝶”之流“颓废肮脏的灵魂”。这样的批评多了，便产生了“塑造美好心灵（尤其是女性）”的作品就好，津津有味写了一批“肮脏的灵魂”的作品就糟糕的错觉。尤其是：一旦作品中的主人公有大量的性行为，一旦这些性行为不完全是爱情所致，更一旦作者对这些性行为的描绘，采取了有些欣赏的态度，那么，不仅这样的人物形象可能有问题，如此去塑造人物的作者便可能也就有了问题。于是，写出《林海雪原》作品的作者可能就是英雄，而写出《废都》的作者，是否就是主人公“庄之蝶”呢？这一类猜想，一方面呈现出道德化的理解人物的倾向，而根本考虑不到世界上写“性”可以有千万种（并不是只有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那样才叫写“性”），关键是你如何理解“性”；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理解，也将人与文混为一谈，将文的品格推衍为人的品格，将文的道德品格推衍为艺术品格，而根本不考虑文学世界实际上是这样一回事：《林海雪原》的道德品格高尚，但艺术品格不一定能超过《金瓶梅》；毕加索、叔本华的为人品格都不一定“高尚”，但他们的艺术成就，远远高于很多“高尚”的作者写出的一大堆注定要过时的作品。文学批评当然不能由此推衍出优秀的作品只能由“不高尚”的作者写出的结论，但至少，作品的艺术成就如何，与作家的趣味、哪怕是低级趣味（趣味有否高级和低级之区别，还有待于论证），我以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评论界抬高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和散文，贬抑《废都》，还来自于作家本人和新闻界不够恰当的炒作，与作品的实际状况形成的反差。实际上，撇开新闻的效应不谈，当贾平凹宣称他想写一部《红楼梦》式的小说，就注定他不可能写出有《红楼梦》这样艺术成就的小说。撇开其它原因不谈，因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并没有一个“想写一部×××”的小说的想法，《红楼梦》因此才成为前无古人之作。而所有的《续集》因为都以《红楼梦》为参照，所以便永远比不上《红楼梦》。其奥妙就在于：一部真正优秀的杰作，不仅体现出对现实生活本身的“本体性否定”（即建立性质上不同于现实的世界），而且也应该能体现出对所有艺术的“本体性否定”（即建立一个以独特的对世界理解为支撑的形式世界，以区别于所有的艺术）。艺术之间的相互否定关系，不是靠写作内容的差异、个性和风格的差异完成的，而是要靠在对世界的基本理解方面否定或区别其它作品（尤其是精典性作品），才能建构起来的。在此意义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可以说都不是在“想写一部×××”的作品的思维下产生的，而是在发现一切精典性作品的“局限”之基础上，从里到外（可供批评家提炼的思想、意味、内涵及形式）都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才完成的。也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像《红楼梦》那样的艺术，不是只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自己的故事和情节、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而是要靠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来激活这些表层的艺术性内容，才能建立起来的。在此意义上，贾平凹的失败，不是失败在写了“庄之蝶”这么一个颓废型的知识分子（写“颓废”照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而在于贾平凹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颓废、无聊和空虚”，缺乏属于自己的发现与理解。这样，中国的知识性读者，就只能与“庄之蝶”一道共鸣或哀叹，或觉得自己就是“庄之蝶”，但却不可能从“庄之蝶”身上发现自己以往没有发现的问题，并为之震撼；不能感觉到通过“庄之蝶”，作者给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定位（以区别于西方知识分子、中国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而只感觉到作者与“庄之蝶”处于同样的水准，只不过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普遍疲软的状态，写实性地描绘了出来。可能是《废都》暴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太真切了，让喜欢冠冕堂皇的现代文人们受不了，才群起而攻之，这样，知识界对《废都》的批判，便成为维持这冠冕堂皇的遮羞布──这让人想到“庄之蝶”如果参加学术会议，没准也会讨伐“庄之蝶”的。在此意义上，贾平凹真的应该再写一部作品，以完成对“知识分子批判”的批判。但毕竟，贾平凹可能永远不会采取“真正的批判立场”之于他的创作，所以贾平凹恐怕很难写出这样的续篇。贾平凹既然在商州连支撑这片土地的“儒道释”价值也基本上认同了，那么他在《废都》中对知识分子的所谓的“批判”，也必然是不痛不痒的。这一方面来自“秦川农民”与“庄之蝶”共同的文化背景（“庄之蝶”不可能外化出中国的土地文化，尽管是这文化衰落的表征），“庄之蝶”的寻乐主义与农民歇息后的“找个乐子”，只有“对象”的差异，而没有性质的差异──即都是属于没有有意义的价值依托时的一种依托。虽然“庄之蝶”的寻乐似乎更偏向于“**”（不能将“**”说成“肉欲”，因为所有的“性”，均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精神和内心的愉悦。所以“肉欲”这个词应该取消），而农民喜欢“秦腔”更偏重于精神，但说到底，“**”只是“庄之蝶”们获得快乐的一种方式，而“听戏”也只不过是秦川农民们获得快乐的方式。如果“快乐”只是生存延续、循环的方式，“快乐”本身无法导致任何文化性创造，那么获得快乐的“方式”，又有什么价值上的“差异”呢？这就是“**”在“庄之蝶”那里是循环的，“听戏”在秦川人这里也是循环的道理。这样，被“**”循环着的“庄之蝶”，因为循环本身的虚无性而越来越“拉沓”，而被“耕地”──“听戏”循环着的秦川人，自然也会因循环的虚无性，逐渐产生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形象──渴望走出这片土地。另一方面，由于贾平凹的批判并不倾向于运用西方的价值尺度，而他倾心的“秦川文化”又不可能滋生真正能够批判“庄之蝶”的尺度，所以，不注重形成自己的批判尺度的贾平凹，最后也就不能够真正形成对“庄之蝶”的批判之张力──这就是贾平凹在《废都》中对“庄之蝶”态度暧昧的根本原因。于是，无力的贾平凹，最后只能将自己的全部解数，倾注在让“庄之蝶”和他所生活的城市“一同烂下去”的描绘之中。实际上，贾平凹本无意于“庄之蝶”与唐宛儿等女人“变化**姿势”的铺陈，也无意于用“□□□…”之类的省略号故弄玄虚，更无意于有意回避“庄之蝶”与他的女人们的“性心理”活动刻划，实在是贾平凹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好的方法显示出“庄之蝶”们的无聊和空虚所致。当人活不下去，总得找“乐子”来活，总得找“乐子”来获得快乐而言，当“庄之蝶”们实在没有其它方法来获得“快乐”而言──比如像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喜欢体验每个女人的不同性──在“性”的花样上做一点文章，便成为他的全部“只能”。而如果贾平凹也只能通过强化“废”的程度，来显示他的批判性，这个批判，与说“万事皆空”又有什么两样呢？或者说，当贾平凹只能将他的“个体性”，朝着不断地向着他的“西京”和“庄之蝶”身上扔垃圾引人注目的时候，贾平凹也就彻底地丧失了“个体性”。随意而杂乱的写作，很快就使贾平凹的创作出现崩溃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