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2)

他还说，我怕喜欢我散文的广大读者产生迷惑，也去购买这些学术著作。如果这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有些出版社可能正有这个意图，我不能掺和进去。学术著作再好，也不适合一般阅读，更何况我这些年系统考察了人类几大发明，对于学术著作中的不少论述已经积累了大量补充和修改的材料。那是当然的。成千上万的读者是从读余秋雨的散文开始认识余秋雨的，而我这个糊里糊涂的学生，早在他们十几年前，就已经被学术著作里的余秋雨吸引。从最初的研读余秋雨学术专著，到后来一直读他的散文，我应该是自始至终的铁杆读者。20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21世纪，学界与社会的各种思潮变化太大，就是余秋雨也在不断地更新着自己。有时，身边的熟人，朋友，还会在我面前纠缠他昔日的作品或观念。作为学生，同时又是一位亲近的读者，我最能感受到的，总是每一个“现阶段”的余秋雨。我说我喜欢你的《千年一叹》，我更喜欢你的《行者无疆》，它们总是越来越松弛、自然，越来越开阔和超越本土，今天我为是《文化苦旅》更好还是《行者无疆》更好，跟人理论了半天。他说是吗，你喜欢《行者无疆》，太好了，我太高兴了。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他清醒的看法，我们能够客观地总结它们。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很多时候会是一致的。我们平等地谈论他每一阶段的创作，我喜欢毫不顾忌，想到什么说什么。因为相对年轻，对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无动于衷，感情甚微，多些时候还抱有恶感，所以在余老师面前喜欢说些年少轻狂的话，包括对他早先作品里那些太过投入的中式文人情怀。他从未不悦，有时还特别地欢喜特别地开怀。这是我一贯喜欢在他面前说实话的前提。有作家朋友在我面前谈论余老师的散文，他们有自己的看法，我表现平和，并不强求，总说这很自然，大家都是写字的，各有各的路数，也各有自己的读者，一切顺其自然才好。我说我只知道余秋雨从不指责别人的写作，我做他学生时他都反对我们写“商榷”文章。其实也是，说是“商榷”，不就是要求人家同意你吗？我说我一听“商榷”这个词，就闻见一股酸臭、迂腐味儿。它总像是挂了一张和和气气的脸，又是拱手又是作揖，各项礼数不厌其烦，骨子里却摽足了劲要叫你服他。十二分地狭隘。上大学时我的一位“才子”同学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原作有近万字吧，上下五千年地引经据典，目的只在与某人和某些人“商榷一下”，被删得只剩了二百来字，放在一个什么“求疵”栏目里，弄得我每次见他都问“最近又写了什么求屁文章？”我说余秋雨这人挺大气宽容的，包容性很强，挺现代的，不过你们都有点老土，有点小农民。对个别零碎而尖刻的谈论，余秋雨的反应克制，冷静，话说得在我看来很高贵，极有水准，并且我认为有广泛意义。他说：“一个作家在批评别的作家的时候一定要自我约束，因为作为作家的你，必然是个性化的，排他的，不与别人混同的，避免与别人共用一个艺术尺度的，不会借用别人眼光也不会在乎别人眼光的。这种特点使你与别的作家各自独立，你偶尔有可能谈谈一、二个与你生命结构有粘连的别的作家，如果随意地把某种跨结构的阅读陌生感发表于报刊，结果只能给自己过不去。”后来《行者无疆》出了珍藏版，精美别致，里面还有一张黑底白字的名片，上面是余老师手书的杜甫诗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足见其取向。余老师送我一本签过名的，我很珍惜。我把它们和《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等书放在一起，自以为比别人更深谙这些书中的历程和岁月。十几年里，不管老师，还是学生，其实都在找寻和确立自己。顽固不化和拒绝时代，是可耻的。而轻易否定和丢弃过往，不仅不科学，而且不真诚。私下，总是无比庆幸在那样一个关键时刻读到了余秋雨，领略了余秋雨。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未来的三年，十几年，我会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亲近的追随者。以后，也一直会是努力的模仿者。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