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书房中的余秋雨(1)

出租车穿越华山路。梧桐树叶，衡山宾馆，甚至丁香花园，但就是没能晃见上海戏剧学院那块招牌。因为多出来一条高架桥，我把上戏彻底给丢了，连带那家溢香的法式面包房。余秋雨说，马小娟你应该回上海看看，上海的变化很大。可我总是途经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现在，也情愿坐在浦东巨高的国茂大厦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发呆，隔着条黄浦江，远看上海。懒得下去。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华也是繁华，感受得到，但不必亲临。我喜欢这样子。旁边有个摄制组在工作，应该是在介绍新浦东。摄像和主持人在忙，镜头频频扫向林立高楼，那是新浦东的天际线。其余人则和我一样，在露天平台消受。我听说，这座中国最高、世界第三的国茂大厦在峻工后，决定请一对上海夫妇在总统套房“首住”。请哪一对呢？太老的不足以体现这座建筑的现代感，太年轻的又怕承担不了它的重量，选来选去，选了余秋雨夫妇。上海，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在北京见到余老师，我说我喜欢国茂大厦的现代感，电梯像飞一样，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静静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雾里看花。我还说，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1989年，夏天。我打着伞，**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谢谢。”那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逼仄昏暗。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交车。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这种对苦涩的所谓“感受”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告别仪式上的余秋雨，有点像一位正在观看布莱希特戏剧的观众，他的身份与情感，把他拉向那个特定的哭泣的场景中；他的自觉与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终没能一头扎下去，没得连根头发也望不见。他还在岸上，看到别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伤感，迟疑。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