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的丝谁能割断(2)

就是文学研究会的

“研究”二字，怕也是由

“研究系”的伍这么多的丝谁能割断研究二字来的。因为无论如何，文学研究会从创立到后来的发展，都不是个研究会，而是个

“作家协会”。承认文学研究会是在蒋百里的策划下成立，承认文学研究会与梁启超、研究系有关系，一点也不妨碍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地位和成就。

文学研究会后来的发展，从组成人员上说，是以求学期间没有出过国的知识分子为主，也有求学期间出过国的，不是去过欧美，而是去过日本。

这就限制了它的思想的发展，也就隐伏下它与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的分歧。

可以说，徐志摩初回国的两三年间，在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徘徊不定，无所适从，不管他意识到意识不到，总会多多少少的感觉到，他和这两家文学团体都有点儿格格不入。

较为宽容的文学研究会尚且难以融入，更其狭隘的创造社，就更难合作了。

２０年代初，是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学成归来的时际，社会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若没有，他们就得自己动手造一个。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自我封闭，给他们留下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可以说，就是徐志摩不成立这么个新月社，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也会成立一个性质类似的文化团体。

新月派有前期后期之分，前期以新月社和新月社俱乐部为标志，后期则以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为依托。

新月社的成立，一般的说法是１９２３年３月。不会这么早。这年３月２１日，徐志摩致信成仿吾，曾说

“今识君等，益喜同志有人，敢不竭驽薄相随，共辟新土”。既视创造社诸人为同志，要团结一致，共创大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自己组织社团的想法。

■申报上刊登的新月书店开新月社的产生和发展，有个过程，用徐志摩的话说，“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

这里的七号不是石虎胡同七号，而是松树胡同七号。先说聚餐会。这是徐申如和银行家黄子美共同出资，为了在京的亲戚朋友可以经常会面而组织的。

肯定有正规的场所，但绝不会是后来的松树胡同七号。因为徐志摩在《给新月》文中说：“新月社的俱乐部，多谢黄子美先生的能干与劳力，居然有了着落。房子不坏，布置不坏，厨子合式……”可见这个房子是成立新月社俱乐部时找下的。

关于聚餐会，另一说是：“共学社”成员大都是欧美留学生，社址就设在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内。

每两周举行一次聚餐会。若是这样，聚餐会的场所就是石达子庙的欧美同学会了。

聚餐会是当年的时尚，上层人士大都组织自己团体的聚餐会。再说新月社。

新月之名，由泰戈尔《新月集》而来，那么新月社的成立，必在得知泰戈尔将要访华，且徐志摩接受了翻译任务之后。

泰戈尔是１９２４年４月来华的，那是一拖再拖之后的结果。事实上，早在１９２３年初，就有了动议。

徐志摩接受翻译任务后，曾给泰戈尔去过一信，说

“我已答应了讲学社，在您逗留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此信是１９２３年７月２６日写的。

落款地址是北京松树胡同七号松坡图书馆。新月社的成立，肯定在此后而不会在此前。

１９２４年２月１日，徐志摩在硖石致信胡适说：“听说聚餐会幸亏有你在那里维持，否则早已呜呼哀哉了———毕竟是一根‘社会的柱子’！”《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中１９２４年１月５日条下有记载：“到聚餐会。是日到会的只有陈通伯、张仲述、陈博生、郁达夫、丁巽甫、林语堂。但我们谈得很痛快。”１月１９日又有记载：“聚餐会在公园举行，我们谈到四点多钟。”可知胡适确实

“在那里维持”。此时仍是

“聚餐会”，还不是新月社。

“去年４月里演的《契腊》要算是我们这一年来惟一的成绩……”这是徐志摩在《给新月》中的一句话。

说的是新月社的活动。此信写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４日写。

“这一年来”，当指１９２４年３月到１９２５年３月。《契腊》是泰戈尔写的一出小剧，多译作《齐德拉》。

徐志摩记性很好，《齐德拉》是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２日演出的，排练只能在３月底４月初，至迟不会迟于４月上旬，因为４月１２日泰戈尔抵华时，徐志摩已在上海码头迎接了。

这就好说了。２月１日徐志摩在硖石还说是聚餐会。他是回老家过春节的。

２月２６日在老家写了《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们》，寄给北京的朋友。

３月７日的《晨报副刊》上，已登出他的《泰戈尔来信》，报告泰戈尔来华的伍这么多的丝谁能割断准确时间及随行人员。

可知他是３月初返回北京的。现在可以大致不错地说，新月社就是徐志摩这次返回北京，在得知泰戈尔来华的准确时间后成立的。

就是１９２４年的３月。可以想见，还是平日聚餐的那伙人，只是正式给了一个名义。

而且这样的名义，并不需要人人认可。只有这样，才会是志摩说的，“新月初起时，只是少数人共同的一个想望，那时的新月社也只是个口头的名称，与现在松树胡同七号那个新月社俱乐部可以说并没有怎样密切的血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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