腼腆的“小陈指导”(1)(图)

人总是要不断追求的。我觉得，追求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是一种很美的自我升华过程。追求的东西，未必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完全得到。但是，放弃追求，生活的目标也就没有了。我知道，自己在福建男排，实际上处在“不进则退”的地位。所以，我练防守技术之余，也学裁判业务，积累训练管理经验，多学一点，不至于今后变成一个“多余的人”。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设计自己、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就如当年的郎平一样，她进了少体校想着进北京队，进了北京队想着进国家队，进了国家队就想打主力，打了主力想成为世界一流。不断的追求，使她不断提升了自己的水平，终于成了世界一流扣手。成了全国联赛冠军一员的我，心态也是一样的。身穿“福建”球衣的我，每逢看到穿着“中国”球衣的国手，总是打心眼里神往。当然我明白，以自己现有的身体条件，要打进国家队，是绝对不可能的。呆在队里，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运动队伍的淘汰更新是无情的。当时，被“淘汰出局”的运动员，要么下基层执教，表现好的可能留在本队当教练；要么上学读书，及时充电……现在的机会更多，可以转会，可以出国打球，可以下海经商等等。可是，我对排球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我总是这样想，只要眼下队里需要，用我一天，我就练好一天。我默默地努力着。当然，有时也会想，以后如果队里真的不需要我了，我怎么办？我到国家队任教练后，每次集训都调了许多人，主要是通过训练考查队员。正式比赛时再确定12人，随队出征。应该说，集训期间人人有机会证明自己，比赛中间更是有机会表现自己。有时候，不一定入选的队员就是最好的。没选上的队员同样有机会，只要进步了，状态更好了，下一次还会选上的。当年郑美珠三进国家队，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郑美珠的身高才米，如果她第一次被国家女排退回时，就灰心丧气不想练了，那么，中国排坛上也就失去了一把闪光的“尖刀”。竞技体育充满竞争，与对手的竞争，本队内部的竞争，这都是正常的。从这个意义讲，竞技体育最公平，真正是强者上，庸者让。我自己说服自己，坚持就是胜利。不过，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正面临着悄悄转机。1978年2月，福建漳州。国家体委在此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排球工作会议。这在中国排球史上，无疑是浓重一笔。国家体委根据现状，在会上号召全国排球界：“要敢于拿世界冠军，三大球中排球应该打头炮，应该先上。”会议制定了中国排球三年的近期计划和八年的发展规划，要求全国一盘棋，训练一贯制，建立统一集中训练系统，以保证攻坚登顶目标的胜利实现。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国排球界发奋冲刺世界顶峰的全面动员。此时，作为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压力可想而知，他面临着“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历史使命。三年后要冲击的，就是1981年的第三届世界杯赛。在强手如林中欲出奇制胜，必须是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奇、你奇我绝。袁伟民别出心裁地设计了训练奇招：即由男队员组成强大对立面，强化锻造女排。袁伟民对陪练男队员的要求是苛刻的。除了政治坚定、热爱排球事业外，工作上要任劳任怨，技术上要求全面，排球的“发、传、扣、拦、垫”五项皆佳，能模仿扮演国外女排强手的各类手法，以利对练；身材与当时女排队员相近。在袁伟民挑的陪打阵容名单中，首先就有了福建男队的我。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没有料到，命运真的让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堂堂正正穿上了一回“中国”球衣。后来我才知道，一是当时中国男排主教练戴廷斌曾经极力推荐我，二是袁伟民在全国比赛中看过我的替补表现，认为不错，可以一试。有人说，这是排球界的“伯乐相马“。我却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并非是好马，国内比我强比我好的队员比比皆是。只不过袁伟民在挑选陪打人选时，充分考虑了不能为此影响该队实力，尽可能不挑选那些主力队员。而我正好具备这种“不影响实力”的因素。总之，我在1979年被挑选上了，成了袁伟民执导的中国女排的第一任陪练员。这一年，我正好年满22周岁。当时，领导对我说好了，只是临时借调45天，陪练完就归队。就这样，我揣着上级的一纸调令，赶到中国女排驻地报到。当时我压根没有想到，这一去，居然和中国女排结下了20多年的不解之缘。中国女排实施的是封闭式训练。袁伟民与中国女排姑娘全部扎根在训练馆，为实现既定目标用心训练。袁伟民教练的目标就是世界冠军，我也心知肚明。我暗下决心：尽我所能，努力表现。  [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