腼腆的“小陈指导”(2)

最初的磨合之中，不时冒出了一些小问题。

首先是称呼问题。

按运动队的习惯，凡是教练，无论主副或陪练，一般统称“某某指导。

可当那些岁数比我大、个子比我高的姑娘们在场上直呼“陈指导”

时，我露出了腼腆之色，难以应答出口。

以球员的“等级”

看，姑娘们都是正牌国家级选手；以入队的时间和年龄看，姑娘们大都是1971年左右“入道”

的，年纪比我大；以排坛的资历，这批人都是各省队的尖子，早就名气在外了。

不过，女排姑娘是一群善解人意的人，她们发现我难以承应后，马上商量改口，来了一个综合叫法，称我为“小陈指导。

这个发明权算是队长孙晋芳的。

这一招真妙，既保留了对“指导”

职务的承认，又保持了对“陈氏”

的尊敬，一个“小”

字串联其中，又缓解了我的内心不安。

于是，我很顺口地回应了。

训练场上是充满挑战的。

我首先遇到的训练难度的尺度掌握问题。

袁伟民的训练强度密度都很大，配合训练对打大都安排在课末，大块时间是练防守救球，为反击打基础。

我很长时间才感悟过来，袁伟民的防守训练不仅仅是练防守，他把防守当作是练身体、练意志、练技术来考虑的。

防守训练是最为艰苦的课目之一。

特别是练单兵防守时，每个人都有规定数量必须完成。

我负责把球扣向队员左右，让她们在移动中扑救起球。

起球质量不到位，就不算好球，有时还要加罚。

这扣球的重量和难度是按袁伟民教练要求的。

球要扣在姑娘们的前后左右，必须是她们竭尽全力拼救才能够得着的地方。

这活干起来挺难：扣球的难度达不到，会惹得袁教练自己上场亲自扣球；难度超过了，队员受罪，会挨主帅训斥，完不成任务还要受罚。

队员被罚多了，有时难免会把怨气转移到我的身上，抱怨我扣球难度超过“力所能及的范围”

了。

有一次，郑美珠接我的扣球受了罚，盯着我喊道：“这么重的球？女子队能有这么狠的球？没法接……”

我稍停了一下，保持着微笑，照样下力扣去。

袁教练在一边板着脸叫到：“扣得好，谁也不许停，接不好照罚”

训练继续着。

我知道队员的心理，她们明知这难度都是按袁教练的意思，可因为她们把我当“小男孩”

，会故意把气和恨往我身上撒。

当年袁指导管理非常严格。

他在场上一站，往往不怒自威，队员个个怕他。

我当然就不同了，我是个陪练员，训练中我先拿球“打”

她们。

她们呢，有气不敢对着教练发，有时只好拿我当“出气筒。

这一批队员“高人多多”

，“鬼点子”

自然也是多多。

准备活动做游戏时，就故意“整我”

，把我当成“女孩子。

准备活动时，为了调动情绪，袁伟民教练让姑娘们做一种“贴人游戏”

：就是队员围站一圈，一个人跑，一个人追，跑的人躲到圈外“贴”

在另一名队友身前就算赢，若是“贴”

之前被捉到，还要再次当“追赶”

的人。

当“追赶”

人当然累，也算输方，谁也不愿被捉住。

我是陪练，当然也得参加。

可是，全队把我当成是女队员，别人可以往我身上贴，我却不好意思往她们身上靠，所以我常常要被罚当“追赶”

人。

她们乐了，就笑着说：“小陈指导，你是女的，知道不？”

我也只好笑着，算是认可。

总之，姑娘们的小动作多呢！

有时队员被罚了，下场后捡球时故意装“不小心”

拿球偷扔我，看我被砸后莫名其妙的样子，却装着若无其事，过后才大笑一通。

有时，训练完，我找衣服穿，才发现有人故意把我的衣服给藏起来，让我好找。

看我找不到衣服的着急样子，她们站在旁边大笑特笑。

有时，她们会几个人先策划好，然后一个眼神，突然拥上来，扯起我往地上墩。

然后再哈哈大笑。

我十分理解队员的心情，总是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这一切。

队员练得这么苦，总得让她们有宣泄的对象！

如果这样能换来她们的开心，换来她们更认真训练，我觉得值。

我笑对队员们的各种“取乐”

，她们开心我也高兴。

运动员太苦了，成天关在基地练。

每次都练得嘴唇发紫、披头散发、满身大汗……初当陪练，每天要上千次挥臂扣球。

我发现自己的肩关节都快肿了，酸疼得如针刺一般。

我想，我是陪练，累点苦些没什么。

对一个陪练来说，防守训练是力气活，配合训练就是技术活了。

练对抗配合时，我模仿过日本、古巴、前苏联、美国女排队员的进攻扣球和防守拦网的动作。

自古男女有别，要把女队员的扣球线路、过网高度、使用力度都掌握得恰如其分，确实困难。

我都是晚上看录像，先学后仿，边学边仿，白天再上阵实验。

日本队的江上由美和横山树理两名主攻手，是亚洲打法，她们起跳快下手快，线路清楚，这与我的技术风格比较一致，模仿容易一些。

而美国队的海曼扣球是“慢三拍”

的大动作，她是拖泥带水起跳后，才下力猛砸，线路不稳定；古巴的路易斯是深蹲高跳，滞空挥臂，速度很快。

要模仿她们，难度就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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