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害

我生活在一个大量制造冤假错案的年代。

这是搞人治不搞法治的必然结果。

我留一级，来到比我低一年、相当陌生的班级上课。

同学鄙视的眼光射向我，我要承受下来。

当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听说我是个“思想反动”

学生，不敢同我接近。

但也有一些正直、善良的同学，比如王朔（上海人，家住梧州路）、张培康（上海人）和钟学宽（香港人，毕业后回到香港），待我还是友好的。

今天，我感激他们，怀念他们。

我一直在打听他们的近况。

没有消息。

有三四个极左派，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了！

极左分子有认识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

比如踏着别人的身体往上爬，丧尽了天良。

极左路线需要一批极左分子做基础，否则路线怎能推行？当年的极左分子如今也已？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觉醒了。

有的作了忏悔，有的保持沉默。

在道义和良心上，他们是有罪的。

当年我在新班级的处境十分艰难。

孤立、压抑。

只好再退一步，退向内心，深挖洞穴。

读到马克思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

我的经济状况依旧是穷。

当时早饭实行自动交饭菜票，凭**觉悟。

小箱子就放在稀饭大木桶的旁边桌子上。

咸菜是两分钱。

突然，班长（团支书）Ａ冲着我大声地说：“赵鑫珊，你为什么少放一分钱？”

“我不是放了两分吗？”

“我亲眼看到你只放了一分钱，你还赖账”

Ａ恶狠狠地一口咬定。

（其实他早就埋伏在那里）下午以Ａ为首的三个班干部找我谈话，勒令要我坦白交待自从早餐无人收菜票以来我总共少付了多少钱？三天过去了。

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没有交待。

结果系保卫科科长找我谈话，向我指出“坦白从宽”

政策：“你买了不少德文和英文书，你每月只有１４块５的助学金，你哪来钱买书？！

你说”

“我卖掉了我母亲给我的金戒指和手表，还有三条毛料裤子和一条很厚的羊毛毯”

我说。

“你能拿出发票吗？你回去找出来”

科长说。

幸好，我从德文版的《海涅全集》和《普朗克论文和讲演集》中找出了两张发票。

最后我被释放了。

为此事，我足足痛苦了半个月。

这是为留级付出的代价。

如果我被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后果可能是开除学籍，遣送回原籍。

从我这一段经历，可以联想到全国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

当然最大的是后来的“叛徒、内奸、工贼”

**。

罪恶根源是人治，不是法治。

其实，按今日的法律程序，对我的诬告是根本不成立的。

当年我在这方面还是太嫩，没有起码的社会和法律知识，任凭极左分子陷害，自卫能力极差。

不过当时谁又能同组织对抗呢？彭德怀、贺龙、潘汉年……不是一声不吭地消失了吗？幸好，我又渡过了一次劫难。

６年北大，１０年文革，风险迭起，几经灭顶，但常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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